走过“三家村”，近四年间，稍作回顾，还属头家——红网好。
　　
　　结缘红网红辣椒评论，则还要前溯。原是评论作者，红网年年举办评论年赛，也常获奖。2007年获奖参加笔会赴湖南凤凰古城游玩，会散一行六七十人作鸟兽散各奔东西，而我于凤凰县游居下来，一住三年。此三年间，红网评论年会也每届必到长沙报到。工作机会也曾有，如年赛评委之一、腾讯网副总编辑李方通过红网副总编辑杨国炜找来，拟作推荐；或者朋友宋金波召去上海，都因各种原因并未成行。2010年，周岁28，忽一日想，一般单位招聘，都是要求30周岁以下，工作经验两年，再不出去工作，或就没有机会了。由是，红网副总编辑杨国炜接收，就离开凤凰到红网报到，执编红辣椒评论去了。
　　
　　我并无文凭，所谓大学，大一结束就逃了学。杨总也无，但他拿过多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后来他说，是给年轻人一个机会，也许有点“同病相怜”。
　　
　　我是个业务主义者，编稿写稿不在话下，此外事情不谙，没心思理会。那么，一个工作好不好，我的评判尺度，也只能是从业务主义出发。好的工作，在我认为，就是：如果我行，那我得有机会实践我的想法；如果我不行，那我可以从中学到东西，提升自己。上个月，过境长沙，杨总招待饭局上，也称很认可我业务能力，并说做人上，教了我很多道理，做事上，什么都没教我。而我的认知，恰恰相反，觉得为人处世上，如故我行我素，冥顽不灵；但在业务上，却是学到很多东西。在红网工作时，我的一大爱好，就是看发布系统内的二三审修改痕迹，以及毙稿理由，何以改（毙）？改（毙）得好不好？并由此学到很多经验和技术手段。
　　
　　工作于红网红辣椒评论频道的一个愉悦之处，就是三审程序的业务框架之下，有着较大的自由探讨空间，业务氛围相当不错。作为稿件的一审编辑，我如果对上一层级的二审各部门主任，乃至更上一层级的值班总编、副总编的所作修改或者毙稿理由不满意，可以提出抗辩，如果得到认同，则依你意见为准，而不是铁板一块的领导总是有道理。而在这日复一日的业务交流、切磋中，既学到了东西，锻炼了自己，也发自内心的认为，二审之一的上官宁宁主任和隆国东、杨国炜、陈明、张树忠等三审高管确实有料。当然，由此我也“虎口夺食”不少稿。
　　
　　仅举一例，2011年春节左近，我开始收到肖亚洲稿件，第一稿就叫人两眼放光，但给值班三审、张树忠总助拿下，因批评对象为工信部，是网站主管部门之一，编发出去多少有点投鼠忌器的考量。我提出抗辩理由，张总随即批注审稿意见：转请我分管领导杨国炜副总编辑斟酌。后经交流，杨总斟酌同意，我着手一改，删除个别过头话，杨总再进行二改，掩敛锋芒，终于还是稳妥的发布了出去。此后，肖亚洲投稿不辍，洋洋洒洒，笔力沉雄，每有令人叹服之作，令人心生“拍死前浪沙滩上”之感。编发好稿，总是一件快乐的事。我也觉得，这是工作的价值所在，而不在于职位高低，或者薪金如何。后来评论年赛，代为推荐新作者肖亚洲稿件参评（具体评判、打分由鄢烈山、童大焕等九位业内前辈——知名杂文家、评论家及高校新闻专业教授交叉作出，红网内部工作人员保持中立，并不介入），也一举击中年奖一等奖。插叙一件逸事，由于肖亚洲投稿落款是天津一中学，而文笔老练，也就一直以为是位高中教师，待到通知领奖、参加评论年会时，才知原是位高中生。短短一两年间，肖亚洲所发评论作品即结集三册出版，受到周瑞金、鄢烈山、梁文道、于建嵘、熊培云等行家的一直看好推崇；去年也微博私信告知，通过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选拔，被录取到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真是后生可畏，令人难望项背。
　　
　　鄢烈山先生曾推许称：“不说‘红辣椒’是网络时评的‘黄埔军校’，但至少是训练营。”，红辣椒评论的一个令人称道之处，即是为业界造血的功能。历年为媒体评论界“输送”的人才，举不胜举。同样，也仅举一、二例，黄陈锋2011年一俟在评论年赛中头角崭露，应邀参加笔会期间，就被潇湘晨报副总编辑杨耕身网罗而去。此后又辗转财经网、新京报，如今是经济观察报的评论编辑兼评论员。有些媒体领导赶赴红网年赛笔会的平台，是不怀好心，要挖墙脚的。今年7月，在湖南新宁县开会，我和《新京报》的于德清、《燕赵都市报》的胡印斌等人喝酒本喝的好好，不经意就发现于德清不见了。后来去上卫生间，在二楼偶遇于德清和浙江小伙子王垚烽正二人交头密议，想都不用想，除了挖人才，还是挖人才，于德清是带着新京报物色新人的任务而来。
　　
　　2011年秋，我离开红网，赴成都川报集团全媒体中心工作，脚跨四川在线、天府早报，打理评论频道及版面。但成都环境稍复杂，四川在线承担的网宣任务一块，由于价值观问题，我是素不过问的，只编发常态评论稿件；后转去报纸，又恰逢报业遭遇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的冲击日剧，收缩发行、减少版面，评论版不能稳定，工作也就不能如意、饱和。时势使然。无事可做，呆此何为？不愿意吃闲饭，虽然报社领导厚遇有加，食堂餐补都给的双份。嗣后，又于2013年夏，经朋友宋金波引荐，到武汉长江商报工作，总算有事可做，按部就班，也踏实了近一年。但同样的，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持续冲击下，报社经营状况不佳，管理层也震荡。随着长江商报由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控股改为知音传媒集团控股，常务副总编辑严强华回调原集团，我也心知与商报之缘当告一段落，遂又择机再度离开了。
　　
　　从哪里来，回哪儿去，我一向认同语言学家李方桂“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之说，或许，自由职业，读书、写字、琢磨问题——就如以前杨国炜副总编辑说我的“一年到头十万个为什么，烦不胜烦”，更符合自己的秉性。那样，更讲究独创性。
　　
　　走过路过，都是风景，相遇，即是缘分。“三家村”回望，自由探讨氛围，不能不说，以第一站湖南红网为最佳。至于其他，杨国炜副总编辑的对我烟酒供应源源不断，或者隔壁潇湘晨报副总编辑杨耕身值夜签版结束，没事就隔三岔五穿过楼间天桥，在我翘脚编稿时从背后冒出来，喊出去宵夜，都属生活私谊，铭记在心，在此就不赘述了。
　　
　　文/于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