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成都34路公交车司机冯师傅遭遇了一件尴尬事：在抚琴小区站停靠时，一名小车车主冲上车指着他鼻子骂，并打了他一拳。冯师傅说，遭到殴打是因为自己在避让其他车辆时，被对方误会为“甩盘子”。他所在的201车队也因为他“打不还手”，准备在事情调查清楚后，给他颁发“委屈奖”。“委屈奖”金额100元到200元不等。（11月13日《华西都市报》）
　　
　　又见委屈奖！上个月武汉一环卫女工在制止车窗抛物的陋习时，被一坐在宝马车里的男子连扇两耳光，环卫女工面部红肿并向警方报案。随后，武汉城管委向这名女工颁发了1000元“委屈奖”，在城管执法中，委屈奖更是成为转变执法形象的“利器”。
　　
　　只是要制止抛物，谁料想竟遭遇“连扇两耳光”；这一次只不过要避让车辆，便被对方认为是在“甩盘子”，然后不由分说地给了一拳。要说委屈，还真是名副其实，而类似于“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个中委屈也是可以想见的。现在的问题是，受了委屈，到底需不需要这“委屈奖”呢？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委屈奖”能消弭委屈吗？同样以此次广受关注的公交司机莫名其妙挨一拳为例，莫名其妙地挨了拳，得了1000元的奖金，委屈就没了吗？即便因于个人诉求的不同，被扇耳光的司机确实因为奖金，而不那么委屈，甚至是不委屈了，但这就能说明奖金是消弭委屈的利器吗？事情显然已经不是个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作为一起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所引发的情绪发酵，已经足以将弱势群体的尊严上升到应郑重其事的高度。一个“委屈奖”，将公交司机这个群体的尊严，又置于何地呢？这会不会让个人尊严沦为功利化的尴尬境地呢？
　　
　　其次，“委屈奖”的设置逻辑也是有问题的。此前设置于城管中的“委屈奖”，固然是意在提供执法者的职业担当，但是，即便在此奖之下，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忍辱负重，真正做到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但这就是理想中的城管格局吗？城管工作最核心的乃是在于执法，城管与小摊小贩，也并非天然的对立体，如果真正能做到严格执法，何来的委屈呢？委屈奖的存在，事实上也在反证城管执法中存在的随意性，而从更根本的原因来看，依然是法治精神的缺失，还是在人治的泥沼中转圈圈。
　　
　　再者说，即便有“委屈奖”，能否规避更大的委屈发生，能否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呢？从奖项的设置初衷来看，显然并非朝着问题的解决而去，只是作为一种对受害者的物质补偿。这正如网友们所担心的，表面看能给受委屈者一些安慰和关怀，但实际上只是一种临时镇痛剂。受辱后领取委屈奖是对暴力和违法行为的纵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无论是在扫街中还是在执法过程中或是开车中，鼓励基于职业的担当，在遭遇委屈时，能够保持足够的理性和温和，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就此将其上升到一个奖项的设置，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价值引导，其本身的符号意义和公共意味，将让一个奖项变味甚至是失去初衷价值。委屈所在，固然有人性的不堪，而更多地还是折射出公共管理中存在的短板，如果环卫工、公交司机的权利能更饱满，如果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方式上能回归到法治路径上来，有些委屈根本就不会存在。于此而言，这个越发越多的“委屈奖”，还是不要的好。
　　
　　文/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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