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年间，曲阜将信号转换成行动——无论在民间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儒学被赋予更重要的意义；当地政府用力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大兴百姓儒学；本地乃至外地资本瞅中商机，大批专家人才涌入，兴办国学。曲阜两年已对64万当地人普及儒学，如今每天近3000人祭孔。（11月20日《新闻晨报》）
　　
　　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曾撰文《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文中提到，“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从人格独立视角出发，陈氏显然认为“孔子之道”是不合于“现代生活”的。而今，在更为现代的当下，曲阜再掀儒学热，想必仲甫先生万万不能同意。
　　
　　只不过，曲阜时下推行的儒学，并非是从人格范畴出发，而是着眼于日常的道德修养，不论是“百姓儒学工程”，还是儒学文化产业园，都指向着儒家的温良恭俭让、孝悌信义廉耻等道德范畴。最理想的状态下，通过日常濡染，儒家的美好价值能渗入百姓日常，对补救当下伦理危机、修复人际关系，将会产生有益影响。
　　
　　但就怕在儒学的旗号下，歪嘴和尚念经，儒学非但推广不成功，反而损害老祖宗的思想精义。实际上，从“名实”角度来讲，当下曲阜的“儒学运动”名号，就有待商榷。应看到，完整意义上的儒学，不只有伦理观，还有阴阳天命观、忠君政治观、重农抑商观等。显而易见，曲阜所谓“儒学运动”，充其量只是伦理层面的儒学，着一面而不及其余，所谓“儒学”，怕是名不副实。当然，现代语境下，其他几方面的儒学观早已沦为糟粕，并不值得学习。但显然，这与修辞上的“儒学”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从时下曲阜的儒学进展走向来看，儒学潮也值得担忧：“学者很忙”，一节课讲课费就高达万余元；“商人很忙”，动辄投资百亿跑满圈地办孔学班，且学费极高；“政府很忙”，以礼品交换吸引村民来听儒学课程，难免有形式主义之嫌。如此很容易给人一种“儒学之名、赚钱之实”的感觉。虽然儒家讲究入世，但强调“执两用中”，一位追名逐利，反而过犹不及。若真如此，老夫子估计会被气得在棺材板里仰卧起坐长叹息！
　　
　　儒学潮频起，是好事儿。转型期中国，社会心理与社会结构的落差，导致国人在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上出现种种焦虑。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儒学，不论是日常伦理，还是社会治理，都有丰厚的资源值得挖掘。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恰当地汲取儒家资源，于个体修养、国家发展都有极大裨益。但也要提醒，文化上的事儿，最好不要跟利益有太多掺杂，一旦混杂不清，所谓“儒学潮”，只能成为被抽空了精髓的干骨头。当孔子成为一个赚钱的符号，儒学成为一种名声的噱头，这种“儒学”不要也罢。
　　
　　文/唐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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