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判，裁定减去原足协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南勇一年有期徒刑，减刑原因之一是南勇在服刑期间发明4项专利，获得监狱方面的表扬。据公开报道，因在狱中进行发明创造而获得减刑的“监狱发明家”并不少见，仅是有姓名可查的官员、名人在狱中进行发明创造的现象已屡见报端。而网上量身定制的“发明专利减刑服务”则公开叫卖，已成产业链。（1月19日《北京青年报》）
　　
　　罪犯入狱后积极改造，以争取尽快回归社会，这既是自身要求，也是社会之需。而在减刑政策的激励下，不少罪犯通过自己努力获得了减刑，有的洗心革面，找到了自我，在人生另一个舞台上实现了自我价值。与此相反，一些罪犯锒铛入狱之后不知悔改，不老老实实改造，总是希图走捷径，在减刑政策上大玩“偷梁换柱”把戏。由此冒出的一茬茬“监狱发明家”并成功获得减刑奖励，令人瞠目。
　　
　　从治病救人的角度看，一个罪犯进入监狱之后，只要能够自觉参与劳动改造，就应被鼓励。而充分发挥罪犯个人才智的“发明创造”，也与劳动改造的目的相一致，而这，恰恰是给罪犯减刑的理论依据。从社会效果看，发明创造也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进步，因而这也是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事实依据。而从政策层面看，自主创新、建设新型国家是我国的既定国策，罪犯的发明创造也是同样，因而减刑也有法律依据。可见，无论站在哪个角度看，减刑政策没错，发明创造也不是原罪，错在钻政策漏洞的罪犯和执行政策的人。
　　
　　按理说，搞发明需要技术和设备支撑，因而这离不开监狱方的“支持”。一个从未有过发明者入狱之后发明专利一个接一个，这本身就极其反常。而罪犯平时是在装模作样搞发明，还是在等待时机，也并不难察觉。尤其所需经费和信息传输，探亲者必是桥梁。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无疑跟监狱监管疏漏甚至有人助力有关。“私人订制”的专利虽然极具迷惑性，但并非不能判断，只要增加一个专利答辩环节，再狡猾的狐狸也会露出尾巴。显然，防范作假环节存在纰漏。
　　
　　文明法治社会，让罪犯通过发明创造以实现减刑目的，不仅无错，反而应该鼓励，但要取之有道。将“以贡献换刑”的减刑政策异变成“以钱换刑”的投机取巧，这般主观恶意，既是对他人科研成果赤裸裸的窃取，更是对减刑政策的误导。这样的罪犯一旦因此获得减刑机会，重返社会之日便是放虎归山之时，这无异于为社会埋下了定时炸弹，造成的危害也将更大。
　　
　　一个原本鼓励罪犯改造的减刑政策，被如此玩弄于股掌，并轻易得逞，值得深思。而反思与其纠结于减刑政策上浪费时间，不如将着力点放在如何堵住各环节的漏洞上，比如从制度层面上对家属探视、监狱发明专利的评估和认定进行规范；比如，对已经获得减刑的“监狱发明家”应启动调查程序，并能顺藤摸瓜，揪出助纣为虐的售卖者，切断叫卖产业链。一旦坐实违法犯罪事实并依法严惩，则必能对试图效仿者达到以儆效尤之目的。
　　
　　文/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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