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后，“大衣哥”朱之文出资给村里翻修幼儿园、解决灌溉用电问题、修路……可同村村民们却说:“这对他是九牛一毛，要想叫俺说他好，就为庄上每人买辆小轿车、一人给1万块钱，谁都说他好。”（2月20日央视网）
　　
　　朱之文作为农民歌手无疑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背后可能肩负着很多人的梦，尤其是他村子的村民的梦。而当成名之后的“大衣哥”缘何就被要求送车还要送钱呢？对于村民的这种要求很明显是“非分要求”，而这种看似不讲理的要求，其实深深浸透在我们的文化中。那就是从儒家开始的家族观念导致的必然结果，按照儒家的观念，作为一个成功的人必须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既定轨迹来完成。而在完成的过程中如果自己不能完成就需要借助整个家族的力量，甚至整个村落的力量。在这样的力量的借助下的人一旦成功，那就注定会有着源源不断的被要求。
　　
　　“大衣哥”朱之文的成功到底有没有依靠村子中人的金钱或者别的东西，这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村民的眼中，“大衣哥”也曾经是跟自己一样的农民，缘何就是他成功了呢？于是，心理上就会变得不平衡，也就会对他提出更多的要求，无论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合理，在村民的眼中都是“九牛一毛”。所以，村民要求“大衣哥”送钱和送车，其实并不难理解。在村民的逻辑中，朱之文的成功并不是他自己的功劳，而是来自于整个村子的功劳。所以，他们才提出这样的“非分要求”。
　　
　　而村民这样的逻辑，在现实中其实并不少见。比如拿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来说，这原本只是莫言自己的荣誉。而当某人谈及自己也是莫言的老乡或者同学的时候总是那么眉飞色舞。为什么？攀关系的必然结果，而这种攀关系的根源就在于儒家思想的家庭和家族观念导致的无限蔓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朱之文的成功必然会遭遇到村民的无限要求，而这样的要求必然也是没有底线的。而按照现代社会的逻辑，村民这样的要求其实属于无理要求，但对于朱之文来说，他的成功之殇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之痛吗？
　　
　　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谈及明末思想家李贽更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李贽原本可以摆脱家族获得功名，但是由于其家境一般，在获得功名的道路上都是家族的人在资助。于是当其成功之后，家族的索取也变得变本加厉，甚至自己难以应付。李贽的例子其实就更好解释了缘何“大衣哥”能够遭遇今天的困境。其实，按照道理说，如果“大衣哥”欠村民的金钱都可以归还，而如果欠村民的情，那就将是无法归还的债务，会伴随其一生。同样的道理，“大衣哥”能够帮助村中修路，翻新幼儿园，这些事情原本就不是“大衣哥”应该做的，这些事情本身就是属于公共事务，不应该由“大衣哥”负责。
　　
　　“大衣哥”到底何去何从，可能就是一个选择。好像村子里某个人突然中了五百万大奖一样，很多人无论是亲戚还是不是亲戚都会上门借钱，仿佛中奖之后就欠了别人一样。而这种逻辑和思路无疑就是愚昧的儒家观念的灌输，因为觉得人家成功或者中奖太简单，于是自己就能够白吃白喝，所以就可以要求“大衣哥”送一万元和汽车。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大衣哥”照办了，村民注定还会有更高的新要求，没完没了。
　　
　　文/王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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