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某省为了完成到2020年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城镇户籍1000万的目标，运用行政力量，实行指标驱动，2012年和2013年短短两年就完成“农转城”人口近500万，这一数字几乎是政策实施前的20多倍。过分强调速度和进度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以土地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为表象的“数字城镇化”，一些地区的农民成为既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夹心人”，日子真真是不太好过了。（3月29日《人民日报》）
　　
　　2014年12月，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名单正式公布，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确定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按照官方解释，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然而在不少地方，新型城镇化被曲解和误解，有些地方领导认为新型城镇化就是土地城镇化、户籍城镇化，导致一些地区的农民成为了“夹心人”。
　　
　　农民成为“夹心人”，缘于政绩观跑偏。为了政绩，为了GDP，一些地方不顾发展规律，大搞“填海造城”和“农转城”，不仅导致“夹心人”出现，而且致使“楼陷陷”频出。2013年9月6日，新华网对这种情况进行报道，标题叫《填海造城南沙多个楼盘成“楼陷陷”》。
　　
　　事物发展有规律，自然界万物的生长也有规律。只要按照规律办事，才不会受到自然的惩罚。然而这些浅显的道理，常常被政绩思维取代——每年完成多少农民“进城”任务，时不时出现在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甚至政府工作报告中。为了完成农民“进城”任务，一些地方下指标、限时间，对工程倒排工期，甚至强行推动工作进程。如此一来，农民成为“夹心人”成为必然。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夹心人”农村和城市两头不落实，这是什么新型城镇化？
　　
　　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外，又加入了“绿色化”。要想真正把上述目标实现，“指标化”、“行政化”必然不可行。杜绝农民成为“夹心人”，必须纠正片面将发展等同于成规模、上档次的错误认识，必须避免过度依靠“指标化”“行政化”等手段解决问题。一句话，政绩观不纠偏，“夹心人”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文/毛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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