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期《半月谈》杂志报道，在基层一些乡镇和村，上级有关部门在考核评价基层工作中采用的方法有些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使得乡村两级工作的压力变得更大，且无法真实反映基层工作情况，加重了基层负担。例如，有些上级部门通过随机打电话的方式而不是实地走访来进行民意调查，这被基层干部认为有失妥当。民调中一些不合理规定如规定村民挂电话，要影响民调成绩，也被认为不合理。一些基层单位为了应对民调，一个村平均要花费数万元，引发各类宣传资料，召开动员大会，拿着模拟答卷教村民如何回答。（11月27日中国新闻网）
　　
　　通过电话以及新兴的社交媒体进行民意调查，如果认真筹划，精心编制问题选项，事先拟定有助于降低受访对象抵触、防范心理而促使其真实表达意图的话术，将很可能收集到其他调查方式无法收集的真实评价等意见。电话等民调方式的运行成本较低，也具有一定的保密性。
　　
　　正如这篇报道所披露指出的，因为上级部门采用电话民调，一些基层乡村感受到了压力——这种压力，其实是因为通过电话方式，超出乡村干部的掌控范畴，会因此带来不确定性。基层单位平均要花费数万元引发资料、召开大会，甚至印制模拟答卷教村民解答民调电话，这反过来说明电话民调以及民意本身开始变得重要，迫使一些原本不注重遵照农村居民利益、重视疏导民意的基层单位，必须改弦易辙（尽管印发资料、模拟答卷，应付民调的方式，值得商榷）。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电话及社交媒体被用于民调，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需要有效结合其他调查方式开展。通过电话、社交媒体可以快速获得对设问的解答，却很难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感。上级有关部门主持一项民调，在工作人员有限的情况下，每名工作人员需要在短时间内拨打大量电话，对不同的受访对象说同样的话。很多情况下，引导过程也相同，容易使之产生倦怠。但受访对象并不清楚这种情况，一旦电话民调方工作人员流露出应付了事的倾向，就必然丧失受访对象的信任。
　　
　　从《半月谈》报道介绍的情况来看，面向基层的很多民调还暴露出问卷问题、考核评价分值设定的不科学和不合理。
　　
　　笔者以为，公共管理部门在民意调查环节，启用电话民调，值得肯定。但不能因为电话民调的便利性，而放弃（表明身份）实地走访、暗访、接收群众来信及其他渠道反映问题和意见等形式。
　　
　　电话民调自电话普及以来，在美国等国家被广泛用于总统大选等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民意调查之中，许多传播学者和政治学家投身其中，不断改进电话民调形式和方法，力求提高准确性和客观性。我国公共管理部门引进这方面的调查机制和方式，也应当积极参考美国等国家的电话民调具体方法，提高民调运行的专业性。
　　
　　至于基层单位有关电话民调加重负担的反映，这其实是因为上级有关部门将电话民调简化为了一般的考核评价，加上乡村两级基层单位现有承担的考核评价项目过多，从而造成压力“爆棚”。如果上级有关部门能够切实提高电话民调的专业性，同步采取实地走访、暗访等多种民意征询收集方式，必然会让基层单位花钱应付民调的做法变得无效，这方面的所谓压力会发生转移。当然，要从根本上减轻乡村两级基层单位的工作负担，仍有赖于省市县三级继续优化基层单位考核评价方式。
　　
　　文/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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