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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报纸、普通网站，都可能为了获取关注度，引发轰动效应而主动发起、或相对被动的配合卷入炒作。从博客到微博，为了“吸睛”，很多自媒体也想尽办法炒作。
但这些媒体和自媒体的炒作，仍会主动或被动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主要原因是，炒作一旦越界，有很大几率引来查处，而炒作而带来的短时间内可以变现的效益又非常有限，这将让炒作者得不偿失。对于媒体来说，如果被吊销许可（入网）执照，或是因为名声坏了丢掉大笔的广告订单，显然是无法承受的损失。而自媒体要想从草根级或不具知名度的机构账号，提升为有较多粉丝和知名度的大V，精力甚至经济投入都不低，这也将制约其越界炒作的冲动。
网络主播则完全有别于普通的媒体和自媒体。为什么这么说？
先来讨论几个概念。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19世纪研究发现，美国财富的分布服从幂律分布，这也被称为帕累托分布（被简化为80：20法则）。一些互联网研究专家也发现，互联网时代的商业价值和关注度，也呈现出同样的帕累托分布特征，也就是，极少数人拥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和被关注度，更可能与他人建立起弱联系；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则只能分享很少一部分的商业价值和粉丝。这之后，互联网观察者又提出了所谓的长尾理论，推动了互联网经济向纵深发展，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转变。
网络主播门槛很低，当红者的收益很高，会拥有海量的粉丝，可以轻易将粉丝的关注和支持变现。按道理，谁都可以去当网络主播，但要成为真正的红人就不容易，“颜值”高者，往往会发现跟自己竞争的有数不清的更高“颜值”者；有才艺，智商“爆表”的人也会悲催的发现，想当红人的学霸太多，脱颖而出太难。炒作因而成为网络主播跻身更高层次、获取更高关注和更多资源的入门级功夫，但炒作的人太多，就越来越考验独特性、稀缺性。空前的竞争压力，催生了网络主播的炒作方式不断推陈出新。
如果网络主播用恶俗炒作的方式走红，如果也跟普通的媒体和自媒体一样，因为被查处或封禁，无法兑现自己的炒作效益，就显然会对其炒作驱动构成约束。但问题就在于，网络直播平台充分发挥了聚合特点，可以最快最有效的扩散主播的影响力，而走红收益的变现也很快。非但如此，一些网络主播还可能因为超高人气，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明星”，这极大的扭转了网络直播平台与直播之间的博弈关系，前者基本不可能对后者形成有效制约，在利益分配关系中，后者的主动权也更大。很多网络主播对“超级明星”地位梦寐以求，竭尽所能，炒作当然也就没了下限，根本不去考虑炒作失败会遭“封杀”。
路透社资深编辑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曾在《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一书中，解释了互联网时代的“超级明星”现象。《巨富》一书认为，工业经济时代，一般只存在可以摆脱雇主和资本控制的画家、音乐家两种“超级明星”；而工业经济时代结束之后的互联网时代，更多行业出现了类似的“超级明星”。依照《巨富》一书的观点，本身面临市场、资本多方面压力的网络直播平台，要使之长期自觉遵守法律规定和监管规定，与网络直播平台的商业模式相悖，更会因为网络直播平台渐渐丧失了对网络主播的主导地位，而很可能变得难以实现。
因为不存在“一刀切”关停所有网络直播平台的操作选择，因而只能考虑加强监管。一方面，应强化监管部门对网络直播平台及类似的自媒体直播的约束，可考虑强制性推行观众打赏、物品购买分成等主播收益的滞后结算制度，对触犯监管规定甚至法律要求的主播，处以冻结、扣罚直至全额扣罚、追加额外罚款的处罚。
另一方面，同时推行网络直播平台、投资人、经营团队核心成员、网络主播四方面主体的网络文明信用制度，对“打擦边球”次数或社会影响程度超过一定数量的个案，要同时将上述四方面主体拉入黑名单，给予同样的“禁赛期”；而对于严重挑战监管规定、法律要求，并引发极其恶劣社会影响的个人，应当对上述四方面主体均给予“终身禁赛”处罚——企业吊销执照，相关人员则终身禁入网络传播、新闻传播、出版、广电等相关行业。
文/郑渝川
来源：红网
作者：郑渝川
编辑：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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