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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报道，一些医院和医生、专家还会遭遇耍横的号贩子，北京一家以神经外科为特色的医院，专家就曾被号贩子报出专家的孩子、车牌、住址信息，迫使专家加号。号贩子甚至还“与时俱进”，利用114挂号平台，用多部手机抢挂、抢占号源。（1月30日《北京晨报》、1月29日《北京晚报》报道）
此前，“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引发了社会热议。号贩子滋生，原因在于优质医疗资源过于集中在首都北京，又高度集中在数量有限的部队附属医院、知名高校附属医院和北京市直属大医院，优质诊疗机会变得异常稀缺。但正如此前不少论者已经批评指出的，倒卖稀缺号源成为一门生意，号贩子甚至猖獗到在医院大厅公开叫卖，以接近于强抢的方式强行挤占患者或其家属的挂号，阻挠患者通过自助挂号机正常挂号，显然跟这些医院及地方公安机关、卫生部门的管控不力存在密切关系。
北京市警方连日出动严打号贩子，而北京当地的媒体也开始深挖号贩子乱象。此前，曾有经济学者为号贩子辩护，认为后者挣的是辛苦钱，发挥的是中介的作用。但从目前各家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在警方打击之前，号贩子非但事实上控制了各家知名医院的挂号秩序，主导着现场挂号，强迫患者高价买号，阻挠医疗秩序的正常进行，涉嫌强迫交易、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而且还以暴力威胁医生。
114挂号平台的设立，本是卫生部门与各大医院，通过与电信企业合作推出的一项便民服务。号贩子渗透到这一环节，不仅抢占了本该由患者挂到的号源，还免去了排队等待之苦。这种行为怎么能叫做所谓中介行为呢？什么叫中介服务？借助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为服务对象创造增值服务，实现共赢，才叫做中介。而抢占普惠性服务，再囤积高价倒卖，显然是在牟取不当获利，是在损害他人利益，是一种可耻的零和博弈。
有关部门对于号贩子的处置，目前显然偏软。如果抓获号贩子（无论上线还是下线）之后，将其身份、行为信息建立起倒票违规档案，根据其组织运作倒号的频次、金额，可以对累犯者给予重罚。而且，警方还应调取医院监控视频，将号贩子的行为逐一落实到人头，累积追究其涉嫌强迫交易、暴力威胁、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等方面的违法犯罪责任。这也将意味着，组织化、群体化的号贩子特别是团伙中的“领头羊”，以及对拒绝配合倒号的医生、患者实施暴力威胁的个人，很可能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制裁处罚——只有这样，才能依法严处嚣张猖獗的号贩子。
如果说严查严管号贩子，仅仅只能起到有限的治标作用（实现医疗资源配置的均衡化，方能起到治本作用，但这个治本目标实现起来，可谓遥遥无期），但这种治标即便相对有效，也将减轻一部分患者的损失，避免部分患者因为承担不起高价号源的购买费用而贻误医治。
另一项可选的治标建议是，从北京的部属、高校、市属知名医院试点，全面推行身份证实名挂号，挂号窗口提供核对票据；诊室安装身份证读取设备，患者持已挂号的身份证看病；代他人挂号者也需登记身份证，每人代他人挂号不超过三人，一年内不得更改代挂号人员，医院挂号室安装与公安、卫生主管部门联网的监控系统。如能同步加强公安机关对医院院区的管理，此举相信将有效遏制知名医院挂号现场的倒号乱象。
我国有关部门已于去年全面实现手机实名制，卫生部门等管理部门应对114挂号平台、基于微信的有关公众号提供的挂号便民服务作出规范。建议在一般情况下，手机用户只能为自己挂号。确需为未成年、老年亲属挂号的，应通过网络、手机短信、客户端等方式核验亲属，一个手机号一年内只能为本人之外的三名亲属挂号，一年内不得更改代挂号人员。对于一名用户注册多个手机号为不同人（均谎称为亲属）挂号的情况，则应列为重点核查对象，查证挂号人与代挂者的亲属关系，对存在欺诈行为的代挂者永久冻结其为本人及亲属网上、电话挂号的资格（只能去现场排队挂号）。
文/郑渝川
来源：红网
作者：郑渝川
编辑：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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