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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校园暴力”，并非局限于在物理位置意义上校园内所发生的暴力，自然也包括学生于校园外殴打欺凌折磨学生的暴力事件。这份提案有着解决现实问题的紧迫性。这不，就在媒体披露这份提案的当天，《深圳晚报》曝光了宝安松岗中学一学生在宿舍遭本校同学群殴、打晕后用凉水泼醒后继续殴打、警方竟然同意学校“内部解决”的恶性暴力案件。3月5日《京华时报》报道，去年校园暴力伤害事件频发，有些校园暴力事件情节恶劣令人震惊，还有一些施暴者为了炫耀或其他原因，将视频传到网络上。违法者为什么这么嚣张？校园暴力伤害为什么频繁发生？全国政协委员巩汉林表示，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法律方面的缺失，没有针对校园暴力事件的具体措施，并且，我们的社会有暴力文化的氛围，动辄拳脚相加，有的甚至以暴力为荣。
巩汉林的分析是符合实情的。多年来，校园暴力案件越来越频繁曝光于各路媒体。情节越来越恶劣，手段越来越残忍。伤害对象也不局限于学生，譬如，三个未成年学生因为缺钱花便劫杀一名无辜的老师。甚至还有公开叫嚷“我是未成年人”的。可见，“校园暴力”频发确与未成年人的犯罪成本几乎为零密切相关。一方面，身高体力、智力能力上，明显一代比一代强，现在的“未成年人上沿”与我们这一代人当年的“未成年人上沿”，早已不能同日而语。另一方面，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践效果更给人们一个错觉，似乎保护犯罪作案的未成年人，优于保护受害受虐的未成年人，造成大众理解上的一个混乱，法律究竟在保护谁？施害者的未成年人权益与受害者的未成年人权益，究竟是谁更重要？客观上，法律是在纵容犯法还是引导守法？
不是一个人在发问。从近年来每一校园暴力新闻后网友火热跟帖中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网友在以各种方式发出类似于此的疑问。3月5日，网易新闻客户端发起一个单选投票式社会调查：“适当提前刑责年龄，你赞同吗？”24小时后30987人的投票结果是：“赞同”者占96%，“反对”者占3%，“无所谓”者占1%。当我们呼吁依法治国、信仰法律、遵法守法时，当我们呼呼不要以舆论审判干扰法庭审判时，当我们批判“民粹主义”“群氓时代”时，也不要忘记大众判断力并非总是盲动状态，不要忘记百姓呼声多数是正当要求，不要忘记持久的舆情在某种程度上确在表达民意，不要忘记要大众信仰法律前提是信任法律、相信法律、从内心认同法律。有关“嫖宿幼女罪”存留的反复博弈，最后终于删除“嫖宿幼女罪”，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学生，包括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花朵，校园的花朵，祖国的花朵。但“校园暴力”是必须整饬的霸王花。“校园暴力”与霸王花有类似特征。后者花冠硕大，从剑拔弩张的枝条上张狂孕育，怒放时无所顾忌，霸气十足。可以想见，校园暴力的施暴者，或是身高马大兼具彪悍横蛮，或是臭气相投人多势众，或是有钱有路有背景，或者有权有势“我爸是李刚”，所以肆无忌惮，仗势欺人。加上，反正是未成年人，结果没有大不了的，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开除，因此更加猖狂嚣张。如果不从国家法律上进行有效规制，不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上进行有效遏制，人的兽性、魔鬼的一面，就会像霸王花那样野蛮扩张，危害整个生态。不管什么理由，若“校园暴力”肇事者受不到有效惩罚，就会像毒品一样上瘾，像霸王花一样四处蔓延。
网易新闻客户端有一个标题，叫“提前刑责年龄会减少校园暴力？”细想一下，会发现这个设问暗含一个思维误区。即，把“提前刑责年龄”，当成“减少校园暴力”的充分条件。仿佛是，只要“提前刑责年龄”，就能“减少校园暴力”。这个误区并不鲜见。当我们反对立即取消死刑时，有人问“保留死刑就能减少杀人犯？”，当我们呼呼加大反腐力度时，有人问“加大反腐力度就能消除腐败？”当我们呼呼财富分配兼顾社会公平时，有人问“兼顾社会公平就能消除穷富差别？”其实，这些思维误区表现出同一个特征，就是把“必要条件”等同于“充分条件”。根据实际情况，“提前刑责年龄”是“减少校园暴力”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必须具备不可或缺的条件；充分条件，就是有这个条件就能够全盘解决问题了。
“校园暴力”自然难以尽绝，即使如美国法治相当完善的国家。因为不久前，中国留学生毕竟也在美国制造了校园暴力案件。但是加强法制，显然可以让“校园暴力”大幅度减少，至少可以遏制蔓延，可以以儆效尤，让恶性膨胀的“兽性”有所胆怯、“魔鬼”一面有所收敛，让“丛林法则”不得横行无忌。涉嫌绑架、殴打和折磨同学的三名中国留学生翟云瑶、杨雨涵和章鑫磊，于今年1月5日与检方达成认罪减刑协议，三人分别获刑13年、10年和6年。同时检方撤销三人的折磨罪指控，否则惩罚更加严重。企图行贿法官的家长被逮捕。这样一个典型的他山之石，如何成为我方之玉？中国留学生的校园暴力被美国法律整治了，我们的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和机构，我们的少年犯罪研究者，我们的法律工作者，我们的司法立法机构可曾借鉴了？
文/柏文学
来源：红网
作者：柏文学
编辑：刘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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