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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农村地区，除了沿海地区部分加工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城郊农村，以及评级较高的风景名胜区周边农村，基本上没有垃圾收集处理。
在过去，不少农村家庭要饲养家禽家畜，部分家庭还承包或自建了养鱼池塘，这可以形成一个消化餐厨垃圾的绿色化的农业生产链条。但随着农业发展效益的不断下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农村，前述绿色化的生产回收链条很难再予维系，餐厨垃圾只能一倒了之。而生活垃圾也通常采用露天堆积、简单填埋或一烧了之等方式进行处理，会造成较为突出的环境污染，特别是近年来塑料袋等塑料制品的使用，焚烧垃圾带来的空气和废渣飘扬污染，对于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有着严重损害，还必然会污染农村土壤和地下水。
农村地区面临的环境污染，更主要来自于城市化、工业化影响。工业“三废”滥排的主要对象就是农村地区，原因很简单，如果选择在城市排放，很难避免受到职能部门以及城市居民、新闻媒体的注意，企业面临较高的违法成本；而到了农村地区，这恰恰是各级职能部门监管监控的广阔盲区。违法违规排污行为由于其污染后果的滞后显现、农村地区居民环保意识和维权自觉性的相对薄弱，企业“顶风作案”的风险很低，当然有利可图。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贸易震荡之后，我国沿海地区加速了“腾笼换鸟”的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大批污染产业、企业被转移到中西部，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但这些产业、企业的总部仍设在东部沿海地区，保留在一线城市或省会城市。这就意味着，中西部、农村承担了环境污染的代价，却从污染产业、企业的发展效益中所得甚少。
按照环保部门陈吉宁此前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表态，农村环保“依然”是“十三五”的工作重点。这个“依然”意味深长，如果有关方面“依然”延续过去的投入和管理方式，所谓的“工作重点”事实上就会继续成为不受重视的非重点，也意味着我们将失去整治农村环境污染的宝贵五年。
笔者以为，要遏制农村地区环境污染加剧的态势，当前首要的是尽快完善面向农村地区的环境监察和管理机制，大量增加人员编制，确保执法监管力量下沉到基层，形成无盲区、无缝隙的农村环境监管体系。要像过去有关方面严控农村地区超计划生育人口那样，对农村地区新增污染严防死守。与之同时，要积极加快各项新型科技设备在基层环境监察执法体系中的应用，鼓励互联网企业推出价格低廉、可以与“入门级”智能手机绑定的空气和饮用水等基本环境指标的质量监测智能终端。
要解决农村地区无序堆放或焚烧生活垃圾的问题，需要将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纳入政府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之列。当然，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的具体方式、机制设计，完全可以启动市场化模式，由政府出资并确定标准，面向社会发包，激励企业和创业者设计相应的新型商业模式，也可以以政府提供部分部分运行补贴、由基层村社集体单位带动农民群体来承担这类项目。
文/郑渝川
来源：红网
作者：郑渝川
编辑：刘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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