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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家三百米有新城北小，孩子却被分配到一公里外南湖三小就读，对于教育部门的“就近入学”，顾某不仅有疑问，还和有关教育部门对薄公堂，虽被南京市中院判为败诉，但他依然表示待二女儿上学时，他将会继续起诉。顾某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做法，赢得了对手（教育部门）的赞赏，更促进了教育部门工作作风的改进，例如，教育局第一次搞了公众听证会，搞了专家论证会，对“就近入学”以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毫无疑问，顾某通过诉讼，搅动了一潭死水，提醒已经固化的教育部门，要把民意作为就近入学的考量因素之一，而不是闭门造车、瞎决策。事实上，教育部门推进“就近入学”的初衷是为了学生上学方便、安全，家长放心省心，所以采取了免试入学、划片入学、电脑派位等各种手段来保证公平公正。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虽然“就近入学”本身并不意味着直线距离最近入学，但是其依据的标准往往笼统而又模糊，让家长们看不清，弄不明白。比如以学校分布不均匀、街区形状不规则等因素来搪塞，往往并不具有必然的令人信服的说服力，相反，人们常常质疑教育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是否过大？所谓的电脑派位能否完全做到公正公平？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更多的是，教育部门这种自由裁量权存在着过大的倾向。比如，明明离这个学校较近，却被安排到较远的学校，问之原因，却告之语焉不详，甚至不予答复，态度生硬，让人怎不心生疑惑？更重要是一些教育部门的工作作风并未发生根本扭转，“就近入学”的政策并未实现阳光透明，信息公布不充分，在学区划分上也并未听取民意，而是闭门造车、拍脑袋决策，甚至受到一些不正之风的影响，导致决策失去公信力。
顾某的诉讼对优化“就近入学”的政策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正如打假不能靠职业打假人一样，“就近入学”政策的优化不能总靠个案的推动，外力终究要靠内因起作用。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法律维权的意识，也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时间与精力。而应当是在法治的框架下，依靠教育部门的责任与担当意识，依靠相关考核部门的监督意识，促使教育部门树立责任意识，依法行政，建立起公开透明的“就近入学”的机制，公开听证，取信于民，才能把“就近入学”的事办好。长远来看，只有不断加大教育资源投入，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把每个学校办好、办的有特色，让人们不再择校，“就近入学”的问题才会消失。
文/杜建锋
来源：红网
作者：杜建锋
编辑：刘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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