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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年，被晚唐皇帝懿宗李凗视若珍宝的女儿同昌公主，在十七岁的如花年纪患怪病去世，驸马韦保衡为了不让皇帝迁怒于自己，便诬陷御医没有好生为公主诊疗，用药不当，以致延误病情，害了公主的性命。正呼天抢地的李凗一听，立即“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
韦保衡更鼓动皇帝，将30多个与自己素来不和的大小官员或贬谪或处死，硬说他们因为妒嫉而与御医勾通，用药害死同昌公主。被这飞来横祸打中的，甚至还包括了宰相等一干高官：宰相刘瞻被贬，京兆尹温璋引药自杀，还有十多个官员受到株连。
当然这是极端的个例，实际上，首先，古代医生保护自己能力还是很强的，做到“病有六不治”，《史记》里面有明确记载：其一“骄恣不论于理”，所谓“骄恣”指自高自大，不相信医生，唯我独尊，没有办法讲道理；其二“轻身重财”，只重视钱财而不重视身体健康；其三“衣食不能适”，指对服饰、饮食等过于挑剔，不能适应的人；其四是“阴阳并，脏气不定”，指体内气血错乱、脏腑功能严重衰竭的人；其五是“形羸不能服药”，指某些身体极度羸弱，无法服药或不能承受药力；其六是“信巫不信医”，只相信鬼神巫术，不信任医生。
汉代的医家还总结出了诊病“四难”，这出自汉和帝时太医郭玉之口。郭玉奉命为宫里的贵人治病，但疗效不佳，遭到了和帝的愤怒诘问。郭玉回说医家治疗有“四难”：第一难是病人固执，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医生；第二难是“将身不谨”，对待自己非常不认真，要钱不要命；第三难是病人身体非常虚弱，不能用药；第四难是病人好逸恶劳，对于医生提出的要求无法遵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不遵医嘱。
其次古代王朝政府很早就有严格的医生考核体系，以及渐趋成熟的医患纠纷调处机制。《周礼》中已有明确的医生考核制度：“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就是说，每年年终对医生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俸禄挂钩，没有失误的自然最佳，其后按照失误率评定等级。
据此，发生医疗事故，除了待遇受影响外，医师并不承担直接责任，直到千年后的唐代，才有对责任医生惩处的规定：医疗事故致死人命者，处以流放；伤人的，以故意伤害论；虽然不伤人，但只要有过失，也要进行杖责。
《大清律例》则有惩处“庸医杀伤人”的条文规定，“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意思是说，如果不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验方开药，致人死亡，需请与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医生来检验，辨别其处方是否合理、有无失误。
清律对于责任医生的处罚，则是“如无故之情者，过失杀人论，依律收赎给付其家，不许行医”。也就是吊销医疗执照和经济赔偿。更严重的处罚，如轻病重治、甚至故意下药谋害，前者以“窃盗”论，后者则是“斩监侯”，要杀头。
无论什么方法和措施，其实都是被动的，问题本身不是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关键，隐患关系这样，折射出我们心中无他人，都是以我为中心，其实，只要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因此，让我们多一份包容和谅解，这样医患关系才能阳光、健康、温馨地存在于世间。
文/任万杰
来源：红网
作者：任万杰
编辑：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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