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丽水市打工的许文永和妻子、儿子小明（化名）租住在一间农民房的地下室。这些天，他一直打电话求人，目的是想要回他的血汗钱：今年10月7日至11月27日，14岁的儿子打赏5名游戏主播为其代玩手机游戏，花了30770元，直至刷到储蓄卡只剩下一毛五才停止这场疯狂的游戏。（12月11日《钱江晚报》）

　　与留守儿童相比，小明无疑是幸运的；能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他，能够得到更多的庇护与照顾。然而，忙于上班的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让孩子的精神世界荒芜、苍白；学习成绩不好，在学校里不受重视；当现实世界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一些孩子便逐渐沉迷于网络游戏。

　　如果说现实世界的角色扮演是“真我”的话，形形色色的屏幕所建构的虚拟世界则为未成年人提供了“镜中我”。网络游戏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互动交流乃至价值实现的渠道，让一些孩子们迷失了自我；为了在网络游戏中与众不同、高人一等，小明用父母的血汗钱进行“疯狂的打赏”——为了在虚拟世界里出人头地，他毫不在乎地将父母的血汗钱挥霍一空。

　　“疯狂的打赏”不仅是一种财富观上的偏差，也是一种价值追求的错位。在现实世界难以得到足够尊重的他，试图通过“烧钱”的方式在虚拟世界刷“存在感”、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为了在虚拟世界里立竿见影地出人头地，这名未成年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花掉了3万多元；“疯狂的打赏”让他得到了一时的快感和满足感，却让父母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作为一个缩影，“疯狂的打赏”让我们见识了一个群体的爱与痛。农民工随迁子女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在城市里学习和生活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这不仅会让他们在学习状况上不尽如人意，也会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距离感和隔阂感。一些农民工随迁子女缺乏小伙伴，网络游戏便成为他们打发时间最简单也最方便的方法。

　　许多农民工并不缺乏责任与担当，只是他们对爱的理解和表达有偏差。“每天至少20块零花钱”、满足儿子的物质欲望固然是一种情感表达，忽视和儿子的对话和交流，不能走进儿子的精神世界，何尝不是一种爱的缺失？一旦教育变得势利，那些成绩不好的普通学生乃至所谓的差生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关心和帮助，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教育“弃儿”。网络游戏实名制沦为“稻草人”，让不少孩子在虚拟世界中欲罢不能，何尝不是一种市场监管的缺位和未成年人保护的乏力。就此而言，“疯狂的打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将板子全部打在孩子身上。

　　一些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网络游戏中难以抽身出来，沉迷在虚幻的成就感和价值认同之中。避免“疯狂的打赏”再次上演，既需要网络游戏实名制发挥应有的效力，也离不开家庭和学校给予孩子们更多的爱与关心。

　　文/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