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刘欢曾在名曲《弯弯的月亮》里唱道：“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听此词曲，不禁思及当下时评命运。与我这个时评热情已由“一周写三篇”退化为“三周写一篇”的发烧友“英雄所见略同”，一位资深时评家不止一次对我说，如今他几近不写时评，因为他认为当下时评的识见，基本未能跳出“低水平重复”和“新瓶装陈酒”的常识表达。记得数年前在一次研讨会上，也有众多时评同好异口同声表达过类似困惑。我把此征象概括为：汽车时代，评论还在教成人学走路（普及常识）。

　　无论这位时评家是不是以偏盖全，当下时评衰微都是不争事实。时评衰微当然不止乎“街上流行时评家”的昨日风光不在，还在于时评表达平台栏目版面的快速衰减萎缩，更在于时评家表达热情的急剧冷却。这起码说明，对时评人而言，“低水平重复”和“新瓶装陈酒”的时评表达生态不仅让他们自觉赧颜，而且让他们乏味厌倦；对时评受众而言，汽车时代，时评还在教成人学走路，令他们忍无可忍选择用脚投票。

　　汽车时代，时评还在教成人学走路，一方面，说明时评启蒙严重滞后于时代演进，效用未能抵达理想境界。时下，令人神共愤、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诸多“中国式××”世象似乎无有最奇，只有更奇，便是变相佐证。反观周遭，不少国人无视常识的现象非但未有好转，反而升级为潮流时尚；再一方面，说明汽车时代，仍需时评教成人学走路，即便说成人如何走路本乃动物本能、幼儿园常识。换言之，汽车时代，时评重复教成人学走路，恰恰不是阉割宫刑时评的理由，而是让时评壮阳雄起的呼唤。

　　范仲淹生性倔强耿直，见政失总要诟病，遂被贬为饶州知州，后几乎贬死岭南。怜及范重病妻病故际遇，近做县令的梅尧臣作《啄木》《灵乌赋》二诗，规劝范学报喜之鸟，别像乌鸦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从此拴紧舌头切勿多言。范当即作同题《灵乌赋》复梅，斩钉截铁地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时评是干什么的？本能上，它是一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官能反应；本质上，它是一种公民表达。其万变不离其宗的终极功能在于，藉以启蒙民智，涵养民众监督公权运作、臧否公众人物、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自觉和公共精神，进而催生现代公民意识，推进社会发育。当然，刻意说教洗脑，说歌功颂德的“正确的废话、真实的谎言”，花拳绣腿兜售麻醉公民精神的“心灵鸡汤”之类的伪时评，自然不在其列，也不配谓时评。

　　时评启蒙功效如何，不仅在于“怎么说”，更在于“说什么”。在讲究言说禁忌和话语尺度的语境下，“发言有风险，表达需谨慎”。倘临“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表达生态，时评功效与时评本旨渐行渐远则不可避免不足为怪。然而，是不是时评缘此必然因噎废食一蹶不振？当然不是。时评乃舆论监督重器，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又是什么关系？习近平讲得很清楚：“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可见，正面宣传是常识，舆论监督也是常识；汽车时代，时评仍需教成人学走路，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下时评衰微，并不能遮蔽其过往荣光。堪称最让时评人津津乐道引为自豪者，一例是孙志刚事件。2003年，3名博士和5位法学家以公民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时评家们“路见不平一声吼”集体呐喊形成民意力量，推动3个月内废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被《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取代。这些，连同“孙志刚事件”一并被记入共和国法治历史。再一例是沈阳黑老大刘涌案，设若不是舆论大哗激起公愤，就不会有刘案“死刑——死缓——死刑”的戏剧性改判。当年时评家李曙明雄文《对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的质疑》中的呐喊：“如果罪孽深重如刘涌都可以不死，那么，死刑留给谁用？”至今仍然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有媒体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公开披露的错判杀人案高达35起，3人被执行死刑。可以说，每一个冤案得以昭雪大白天下，时评发声推动都如影随形、功不可没。

　　汽车时代，为什么时评还要教成人学走路？因为，如今既有成人不会走路，又有成人由会走路退化返祖为不会走路。君不见，面对强势欺凌，有人匍匐爬行；面对不正非义，有人逆来顺受；面对世风日下，有人亦步亦趋；面对生态恶化，有人麻木不仁……法无禁止即为允许，是的，只要不违法，别人如何选择行为方式是他们的自由；而作为“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时评人，面对愈来愈多成人不会走路的高危世象，却无有置身世外隔岸观火“已于言”的借口。《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曾让多少人泪流满面。即便汽车时代，时评藉以教成人学走路，“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仍然可谓，不仅是对世道人心的抢救匡正，也是对时评责任担当的救赎捍卫。

　　世上没有救世主，拯救时评只有靠时评人自己。汽车时代，时评如何教成人学走路？我同意资深时评家慕毅飞先生洞见：不自尽不自宫，既自信又自持。如此而已。

　　文/陈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