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镇反运动初期，1950年8、9月间，李克农（时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长）转告罗瑞卿，有一次毛泽东同李谈话，对公安部不向他写报告很不满意。罗瑞卿听后立即去见毛泽东，并向毛说报告写了。毛严厉地说：“写了，拿我的收条来。”罗解释说，是报总理转呈主席的。后来周恩来知道了此事，去向毛泽东解释：“公安部的一些报告，压在我那里，未及时呈送主席。”（黄瑶、张明哲等：《罗瑞卿传》第263～26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拿我的收条来”，毛泽东这样质问，不能说没有道理。既然你说给我写了报告，我自然会给你写收条，收条是最好的凭据。这次毛泽东向罗要收条看，显然带有一定的情绪化的“将军”。至于平时毛泽东收到其他人的报告，是不是都写收据，笔者不得而知，不便妄议。

　　仔细掂量掂量，你会觉得毛泽东的这句话，无论对于官家之间，还是官民之间的文书往来，都带有普遍的常识性的意义。上下级之间，同级部门之间，函件交往理应有回执。这看似上不了台面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是一种尊重、负责和信用的表现。

　　写个收据，太简单不过了，办起来却颇有难言之隐。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呈报文书资料，怎么好张口索要收条？其实，这在皇权社会乃至国民政府时代，都是很正常的必备手续。记得，直至文革后期，这种程序依然保留。当时，我在人民公社做秘书，每次向县委和县革委会报材料，都是给回执的。这种好的传统习惯，却在后来的时日里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倘若要收条，非成为笑话不可。

　　“回执”的好处，关键在于它是对敷衍塞责者的制约。在这方面，我有过切身的体会。上世纪90年代，我在劳动部门负责企业职工社保工作。因为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缺口，需要政府拨款弥补。报告早在一个月前就写给了政府办公室和财政局，结果款子拖到养老金发放日仍未到账，引发离退休人员群访，围堵政府大门。想不到，追责到了我头上，说我没有写报告。好在政府办公室有收文签收簿为证，不然，我还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无法说”哩。

　　至于老百姓向“官家”呈报各类私人文书，如诉状、复议申请、请求解决问题的报告、人民来信等等，更应该给人家写收条。否则，倘若遇上“马虎官”或“操蛋爷”，文书报告“泥牛入海”，那就误时误事了。

　　再说一件我经手的事例。有一位企业下岗工人申报退休，所报的档案材料全部合格。结果，在批准退休人员的名单里却没有这位工人，人家就到劳动局来“闹”。经办人一言肯定：“你根本没有报送材料！”工人急得直跺脚，眼泪都出来了：“档案袋子，是你亲自从我手里接过去的，还当面抽出来检查了一遍，你怎么说我没报呢？”双方一直吵到下晚班，天黑了才罢休，那个工人是哭着骂着离去的。后来，我去经办人那里找文件，在废纸堆里无意中发现了那个工人的档案袋。我很生气，责怪他粗心大意，冤屈工人太不应该。他也没有争辩，随时把手续给办了，交给我，求我帮助协调安抚。我在想，如果有“收条”作证，责任岂不是不争自明了？

　　愚以为，出具收条，应该成为党政机关政务工作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程序，并应予以统一规范。但凡收到报告文书，必须主动出具收据，而不应该等人家讨要。下级向上级呈递报告，怎么好意思张嘴要呢？至于平头百姓，那就更不敢开口了。这要向商场学习，只要买了东西，一定会开票据。

　　文/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