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甘肃省酒泉市进一步加大纪检监察干部监督管理力度，组织全体纪检监察干部填报《个人及家庭有关事项申报表》，筑起违规违纪行为“防火墙”。而且为保障制度成效，本次事项申报体现了监察对象全、掌握事项细、核查程序严等特点。（3月20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世界各国的实践均已证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廉政建设最为根本的政治制度。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截至目前，已经有不少地方开始了有意义的“试水”。此次酒泉为加大对干部监督监察力度，不仅大胆试行，还以文件形式将此项制度规范化、常态化，并要求每年年初集中组织填写、更新，进行动态管理。无疑是实行高压反腐，构建不能腐、不敢腐环境的有力举措。

　　但显然，酒泉此次试行的申报制度与先前其他地方试行的相比，实际上并无本质的区别。从程序上看，尽管一再强调严格把关，但审核最终环节是“市纪委、组织部、市委副书记”。也就是说申报事项的监督，本质上仍然是来自于上级和纪检部门的监督，是体制内部的监督，并非来自外部社会公众的监督。与号称“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相比，还差了最为关键的一环——公示。

　　如此一来，监督的力量和力度难免打了折扣：从监督对象上来看，文件要求报告事项全面且详细。但纪检和上级的力量是有限的，以有限的力量，对数量庞大的监督对象及罗列万千的申报事项逐一审核，监督效果几何，想想便知。这其中像“1500万的一个手镯”能否保证不会成为漏网之鱼，还有类似的金银首饰、古玩珠宝之类虽没有明确产权登记但价值不菲的物品不被漏报、瞒报，不禁令人忧虑；即便不考虑此类零碎物品，单就个人有据可查的常规事项而言，细数起来，也是个任务繁重的工作。日理万机的上级部门及其领导能否在一年内查清，这实在是个任务量浩大且繁重的难题。上述种种，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十分实际的问题。

　　当然，还有来自于申报者本身的阻力。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做过一项调查：被调查的官员97%对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出于种种因素考虑，官员肯定会对财产申报公示本能地抵触与排斥，没有人会乐意主动给自己套上“紧箍咒”。而反观酒泉此次申报制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员的自觉自律。在此情景下，不管是出于哪方面考虑，都难以保证官员会积极主动配合申报。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会不会有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如利用错综复杂的家属成员、亲戚关系以合法的方式隐匿、转移财产，来暗中抵制审查。从以往无数反腐案例来看，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也并非多虑。

　　可见，仅仅停留于申报，在反腐制度牢笼的构筑上并无多少创意，更为关键的是，是否敢于迈出最为关键的一步——公示。将官员财产公示，不仅是有效约束公权力、保护公民知情权的基础，更是发挥公众舆论监督、构筑高压反腐环境的重要制度保证。只有真正做到公示，才算是构筑了反腐制度的最为关键的一环，补齐了制度的“最后一公里”。

　　文/李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