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刺死辱母者案一出，四方哗然。千姿百态的“请命”铺天盖地，“司法正义”“人情伦理”“母子真情”等词汇不厌其烦地出现在媒体的评论中，矛头直指法院作出的无期徒刑判决。

　　诚然，本案裁判者只是机械地适用法条，忽略了于欢当时求助不得的无奈和极端受辱的愤怒，所下的冰冷判决有违人之常情。对此路见不平，借助舆论伸张正义是对的。但是，扪心自问，在网上义愤填膺、慷慨激昂者，有多少人真的是在为于欢伸张正义？

　　而现在关于此事的评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踏上了一条似曾相识的“文学套路”：首先，联想——将心比心；其次，议论——抨击判决书；最后，抒情——我要正义。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桩案情如此复杂，事实仍未浮出水面，多方面因素扑朔迷离，理应有多种可能，不少人却心有灵犀，默契十足，用一样的腔调，信誓旦旦地定论一件模棱两可的案件。我们究竟是和评论者的观点相逢恨晚、一拍即合？还是人云亦云、乐此不疲地跟着凑热闹？

　　站在于欢的立场以人性视角看审判轻重是对的，但只站在于欢的立场还会是对的吗？回过头来想，于有于的精神尊严，但杜就没有他的生命尊严吗，他的生命就如此一文不值吗？比刑法还高的宪法把生命定义为最高的人格尊严。杜再怎么地痞流氓，也不该被剥夺生命，于再怎么有理由，都不能为其杀人提供正当性。从一些高度称赞于为“志士孝子”甚至为其无罪辩护的评论中，我只能从这些所谓正义中看出对生命的冷漠。

　　事实混淆中发声，再怎么“有情有义”也不过是矫情的诡辩。

　　笔者注意到很多评论都翻了死者的“家底”（杜大略有过驾车撞死一名14岁女孩的经历），许多评论借此感慨：“于欢是在为民除害！”对，杜很罪恶，但这跟这件案子没有太大关系。

　　用情感代替论证，用直觉代替思考，以感性盖过理性，这是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当一些人发现没有可靠的依据来支撑自身观点时，常常诉诸于情感，用愤怒掩盖论证的破绽，以堂皇的道德伪饰观点的无力，情感上再怎么有说服力也不能逃脱事实不清的空洞。甚至冒出易中天的“血性男儿哪有罪”之类的评论，不仅要求无罪释放，还要求政府无偿还债帮其重振家业……看其论述，全在打感情牌，竟跟案件细节半点不沾。用滚烫的抒情来加热读者的情绪，既是对当事人的不尊重，更是对真相水落石出的阻碍。此辈“公正卫士”不是真的同情于欢的遭遇，只不过是陶醉于自己正义的姿态中顾影自怜。

　　真相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所以还没有等到真相时，请学会收敛自己的猜忌。真正的正义不是靠喊出来的，而是靠责任感的肩膀担当起来的。

　　无论如何，总有一些需要舆论信守的原则。不负责任，随心所欲的言论只会干扰大众的心智，拖延司法进程，这都是中国法治建设中不该出现的乱象。舆论监督司法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体现，所以国家不应该约束言论自由，然而，在行使评判司法的权利时，我们也不能过分放纵。这番话并非说舆论无足轻重，却恰恰是因为舆论太过重要，所以它不只应该拥有自由的权利，更应该遵守自我克制的义务。

　　此评论的对象是“评论”，而不是事件本身。因为碍于笔者自身才学也无法对此复杂事件给出价值判断，但基本支持“既不是无期徒刑，也不是无罪，可以减免，但不能赦免”的看法。

　　文/朱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