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如俄国学者伊•谢•科恩在《自我论》里所称，原始人姓名的诞生是古人自我意识萌芽的出现。没人能确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字的人，但这个人一定是存在过的，从他意识到自己为自己命名的那一刻起，有关起名的争议和学问就逐渐展开了。

　　古代圣王尧舜禹的名字分别是伊祁放勋、姚重华和姒文命，但这到底是其真正的名字，还是后世的附会，就如尧舜禹其人是否真的存在过一样，目前还尚存疑问。但从夏朝开始，古人名字的符号意义就开始被重视，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最为重视名字的，当是当时的“帝王家”。

　　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殷商古人多为君主、贵族，在当时，平民大多是没有名字的，至于奴隶更不会有名字，最多有个诨号，便很“了不起”了。殷商贵族多用天干为名，是很多人的共识，其实对此说法，还是有一定争议的。太甲、太戊、武丁、武乙等王的名字，应该不是真名，而是类似后世谥号或庙号一类的称号，但也有其在生前就使用的情况。不管怎么说，当时的人起名字，大概不会这么刻板单调。比如，商纣王名受，考虑到商王姓子，商纣王的名字应该是“子受”，但约定俗成的说法却是帝辛、纣王等。

　　武王伐纣后，史书上依然罕见平民的名字。但起码在周朝后，姓氏的问题就愈发凸显了，这大概跟当时兴起的祖先崇拜有关。在西周时期，人名大多都是单字名，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人口较少，不存在太多重名现象，也没必要用更多的字来起名字。比如周武王姬发、周成王姬诵、周昭王姬瑕、周穆王姬满，其单字名响亮而易懂。

　　但有更多的人名，让人搞不懂什么意思，甚至十分古怪。比如周昭王南征楚地，乘坐的船到江心却融化了，自己掉在水里淹死了。《史记》上记载，当时跳下水试图救昭王的大力士，名字叫辛游靡。这个名字十分奇怪，无论是名字结构还是用字，都令人十分不解，除了史书上讲他是一个胳膊很长的护卫，我们对其一无所知。

　　从辛游靡开始，史书上的“奇怪”名字越发多了起来。春秋时即使君王，也有一些不避俗物的名字。大名鼎鼎的齐桓公名小白，在今天，宠物狗才叫这个名字。晋文公名重耳，颇有舜帝“重华”的风貌，但显然耳朵和眼瞳的“地位”不可比。至于黑臀、黑肱、痦生等国君名字，更谈不上高雅。

　　但古人对名字并非不重视。起码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有人在论述起名的必要和注意事项了。如《左传•桓公六年》中所述，“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币”，古人对名字的避讳首先是政治性的，其次才会考虑避开所谓的低俗。

　　先秦古人里最让我不解的人名，大概就是著名的“大阴人”嫪毐了。“毐”是品行不端之义，很难想象嫪毐是其本名，更像是结合其性格后起的诨号，类似《水浒》里的“混江龙”“黑旋风”一类的名字。并非没有这样的先例，比如舜的父亲叫瞽叟，这显然也是个诨号，而刘邦的父亲名为刘太公，这也只是个尊称，至于其本名为何，连距离当时并不久远的司马迁也说不清楚了。

　　或许，当时的平民对待名字并不很在意，所以游走于市井的嫪毐才可以让人忘记曾经的本名。其更吊诡的是，似乎历史上也找不到第二个姓“嫪”的人，或许连这个姓都是假的。不过，后来曾考古出土有一件更早的兵器，名为“嫪偭镰”，或许这个“嫪偭”便是嫪毐的祖先。但这只是后世的猜测，历史的真相恐怕早就迷失在时光的尘烟里了。

　　有些“怪名”，今天看起来奇怪，但了解当时的语言用法后，也就可以理解了。比如，汉朝名为“食其”者不少。“食其”读音为“异基”，《汉书》上讲“食”为饮食、饭食之义，“其”为“箕”，“食其”的意思是粮食丰收。在以农为本的时代里，出现郦食其、审食其、赵食其这样的名字，也就不足为怪了。

　　东汉三国以“单名”为主，甚至几乎找不到非单字名的人，当然，像尹大目这样的诨号、黄承彦这样的字号、沙摩柯这样的少数民族名字不在其列。只有曹安民、傅士仁、胡车儿、吕伯奢、严白虎等个别人是双字名。

　　这是为何？传统观点认为与王莽托古改制有关，“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以单字名为尊贵。这或许是一个重要方面，但纵观历史，从先秦到三国，大多数人名都是单字，我认为这根本上还是因为当时人口较少、重名率低，用单字名完全可以满足起名需要。

　　而经过数百年的中原混战，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和中原人不断融合、同化，单字名和双字名的情况都有出现，而仍以单字名为主。

　　重名现象不是今天才有的，如果说在汉代之前，重名现象还不普遍，从汉魏六朝开始，此问题开始得到时人的关注。

　　由于前文所述的单字名的流行，读史时常常会遇到让人糊涂的地方。比如，王莽改制前后，活跃在史书上的3个王匡，2个王兴，3个王凤，其中有些是王莽阵营的，还有人是王莽敌对阵营的，至于王莽这个名字，在汉武帝时期也有一人叫王莽，只是新皇帝王莽名气太大，让人淡忘了前面的王莽。连名人都是如此，普通人就更难避免重名问题。

　　翻阅史料可知，南梁元帝萧绛曾写过一本《古今同姓名录》，他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历史上有3个董仲舒，3个孔子，3个周瑜，3个王羲之，4个刘秀，9个张衡，9个张良……这还是在当时能留下名字的人，加上难留名字市井百姓的，重名者肯定更多。

　　到了隋唐以后，名字的避讳现象更加凸显，或许是考虑到使用的麻烦，从唐代开始的皇帝名字（尤其是出生在深宫中的太平天子），名字用字愈发冷僻，这点在南宋和明代皇亲国戚的取名中也格外明显。

　　出于避讳考虑，贵族不与百姓生活用字“争字”，倒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如果所有的帝王都用“世民”这样的字，恐怕会干扰到日常用字，毕竟避讳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甚至连古人都会“抢占”今人的使用权。比如，李家夺定天下后，先祖李虎的“虎”字也要避讳，史书上的隋代名将韩擒虎只好“改名”为韩擒或韩擒豹。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除了重名与避讳现象，“热门字”现象在后世依然留存。五代十国时期，名字里带“彦”字者甚多，可见当时的人对这个字的偏爱。《尔雅·释训》有言：“美士为彦”，“彦”字有丰富的美好内涵，但这依然不能解释五代北宋人为何偏爱“彦”字。

　　据清代大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统计，五代以“彦”为名者多达145人，如王彦章、杨彦温、张彦超等，而不列入史籍的名“彦”者就更不可计数了。毕竟，只有贵族和名人才能在史书上留名，但平民百姓未必不热爱“彦”字。

　　宋代文人对内倾和自省式的文化思维更加迷恋，取名也更加雅致，且双字名开始成为主流。金朝、元朝时多民族混杂，出现了燕帖木儿这样的混杂名，还有石抹狗狗、完颜驴粪等颇为生猛的名字。

　　从明代开始，传统的崇尚文雅的取名风气复归，明清两代，堪称知识分子取名花样的巅峰期，大多数名留史书者都语出有典故，取名所谓“男楚辞，女诗经”的说法大概就是那时候流行开来的。

　　清代取名的学术文雅气一直保持到了民国。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数民国人物的名字，和今天很不一样，一方面，重名率较低，双字名多；同时，名字多有丰富寓意，但上流社会取名和老百姓很不一样，这点比较复杂，就不展开叙述了。

　　共和国成立后，“建国”“建军”“国庆”“兵”“红”等带有明显政治意味的“新词”成为取名的主流，这也造成了大量的重名现象。80年代后，家长给小孩取名，开始去政治化，但对单字名的“迷恋”，同样造成80后和90后重名者甚多，“张伟”“李伟”“李明”“李华”等名字高居同龄人同名榜首，也就不奇怪了。

　　从对政治和国家概念的追逐，到复归个人、家庭“寄托”，当代国人的名字特征的变化与时代保持了有趣的关系。到了00后的孩子们，据说起名用字最多的是“子轩”“紫萱”“涵”“欣”“梓”等颇有琼瑶风的名字。

　　有些名字今天看来十分“新潮”，但可能只是错觉，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新潮”，那么将来它会成为重复率很高的名字。当我看到唐太宗有个皇子也叫“李明”、唐代有个文人也叫“李华”的时候，并不觉得这名字用滥了，因为在古代，这样的名字十分少见，尽管在今天十分普遍。

　　如果要标新立异，崇尚个性，还是要避开时代风潮，晋代的“之”、唐五代的“彦”，建国初的“建国”，未来的“轩”，这些都是当时时代爱用的字，长远来看还是要有“逆向思维”。

　　文/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