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当年守墙的东德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了法庭。法庭上，控辩双方就当年亨里奇射杀东德青年格夫洛伊辩得唾沫横飞。

　　事情的来龙去脉如下：1989年2月的一天傍晚，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亨里奇守卫在柏林墙东德的一边。突然，他发现有一个人乘着雨雾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到西德去。亨里奇举枪勾动了扳机。坏事就坏事在这家伙枪法好得百步穿杨，可怜的格夫洛伊应声毙命。为此，亨里奇受到了上司的嘉奖。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统一。亨里奇遭到格夫洛伊家人的起诉，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亨里奇在执勤时，发现格夫洛伊企图翻墙偷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开枪射击。争论就此展开。最后，法官西奥多·赛德尔说：“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但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最终，法庭以士兵亨里奇蓄意射杀格夫洛伊的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半。

　　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西方法律案例。初次面对此案例，法官的话似乎振聋发聩，但仔细一想，又隐隐约约觉得似乎有那么点不对劲。法官这个思路，让人想到了史上著名的荆轲刺秦王。那荆轲是不是灵泛得像法官期望的那样，放水放过了该死的秦王？果如此，那不但研究秦史的专家，所有的历朝历代的国人，都统统被荆轲忽悠了。恐怕不是这样的吧？

　　某类事实，似乎是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们来看一个与上面的事例背道而驰的中国古代的事例。

　　重耳刚刚从晋国逃出来，他父亲晋献公命令宦官寺人披前往蒲城攻击他，结果重耳被斩断了一只衣袖。待到重耳结束流亡生活，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王的时候，郤芮、吕甥等晋惠公的旧臣，怕重耳报复他们，谋划焚毁重耳居住的宫室来除掉重耳。披得知这一阴谋后，请求重耳接见他。晋文公派人传话斥责他说：“蒲城那一战，献公命令你一夜之后赶到，你当即便到了。虽然有国君的命令，可是你为什么那么急迫地要杀我呢？”披回答传话说：“我原以为，你这次返国，对如何做国君的道理该明白了。如果还未弄明白如何做国君，就仍会遇到危险。执行国君的命令，是不能怀有二心的，这是上古流传下来的法则。齐桓公把管仲曾为公子纠效力而射中他衣带钩的仇恨都能放置一边，不再提起，反而任用管仲为相国。如果你改变齐桓公的作法，又何劳你派人责骂呢？要逃走的人太多了，岂止我这刑余之小臣呢？”来人将这番话转告了晋文公。晋文公幡然醒悟，便接见了他，披把郤芮、吕甥即将发难的事告诉晋文公，才使他免于受谋害。

　　好在以上那名洋法官与宦官披处于不同时空，不然碰了面，就类似的案子吵成一锅粥自不待说，嫌舌头不给力使用拳头或者手枪一决雌雄的可能性都有的。看洋法官与宦官披套路针尖对麦芒的辩说，不能说他们完全没道理，也不能说他们中谁完全没道理，但他们的辩说，总给人没有熟透的感觉。我做老僧坐禅状冥思苦想了365天，终于悟出了一点点眉目。问题是不是出在就事论事上？像孙悟空一样一个跟斗翻出来，便察觉，问题可能出在命令上。一旦东德的有关军令及晋献公的有关命令与道德不是完全吻合的，踏实执行者便会跟着遭殃。而如果东德的有关军令及晋献公的有关命令与道德完全吻合，则忠实的执行者便没有风险。如果此论点站得住脚的话，那稍稍地打一打亨里奇的屁股，在情理之中，而把责任重重地推给他，板子打屁股打得山响，那就有些过了。回到论题“枪口是否应抬高一厘米”，回答便有点复杂了：命令与道德和谐的话，枪口不应抬高一厘米，反之，则最好抬高一厘米。这可苦了执行者，他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进行如此高深的判断？那就只有赌一把了。若让读者诸君选择的话，恐怕觉得胜算大一点的，还是枪口不抬高一厘米。枪口最好抬高一厘米的，只是特例，挺妖怪的。

　　文/曾德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