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研究范畴里，解读文本向来有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不同路径。前者偏重语言、修辞、形式等所谓“作家作品论”，后者偏重文本的社会与政治属性，晚近学界对这个路径的偏爱是不言而喻的。

　　有些较为传统的学者将文学的外部理解称文学的功利性，而内部则呈现为非功利性。这样的解释或许可以自圆其说，但其实还是把所谓的“纯文学”的概念不加批判地便拿来使用了。其实，在严谨的思考中，任何命名都是需要慎之又慎的，做出定义乃至标签化，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而，严谨的写作者，在使用每一个概念的时候，都会从学术谱系上寻找她清晰的定位，而所谓“功利性/非功利性”的说法并不严谨，会有以偏概全、含糊定义之嫌。

　　不过，不可否认，文学的外部属性，追溯根源，在最古老的人类记忆里，就体现在对社会风俗、世道人心的教化中。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中，“教化论”与“意象论”是两大主线，而提倡改良社会风俗、教化人心是文学的社会功效之表现。

　　《毛诗大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典论•论文》更是直接说明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种对社会、政治风气的引导作用，也是文学功利性之所在。而白居易所谓“文章合为时而做，歌诗合为事而作”更是体现了这一点。直到晚清梁任公主张以小说之力量改造社会、促进民族现代性转型，“教化论”在中国文学上的作用达到了顶峰。

　　然而，如果单单是“教化论”，文学之外部属性未免太过教条。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的外围界限被不断泛化，借助意识形态批评，彻底改变了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被广泛甚至滥用的概念，其本来面目反倒被人遗忘了。

　　法国学者特拉西在《意识形态概论》 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后被马克思纳入唯物主义的范畴，又经西马大师们的改良，使之进入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中。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学的外部属性在这里加强了文本内外部的联系，让文学走出狭隘的心灵世界，成为勾连社会风俗和内在情绪的桥梁。

　　阿尔都塞曾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的说法，意在指出我们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社会政治的紧密联系。而目前依然活跃在西方左翼学术界的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干脆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说：“在第三世界的文本中，甚至那些有关力比多的叙事，也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反映。”对于勾连“文本—文化”“修辞—政治”，文学的确显现着它的功利性，也是外部属性对文学内部的重新“打开”。

　　人们生活在一个“语言的牢笼”里，不断被阐释的概念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与想象。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的功利性最终为“文学”这门学科打开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

　　具体到文学批评上，比如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讨论赵树理与共和国文学新范式的关系，分析革命历史小说对“民族—国家”想象之作用等。这种“再解读”的方法借助的便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路径，如果按照“纯文学”的看法，这样做似乎与文学并无太大关联，但它们的魅力却是远超所谓“纯文学”的。在西方，福柯、马尔库塞、萨特等人早已不拘泥所谓“纯文学”的审美意象——讨论文学之外延，本身就是一种进入社会批评的渠道，而在这个意义上的“文学”，更近于“文化”。

　　于我而言，看待文学作品和现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而是一种跨学科的思维的综合训练。但也应看到，仅从外部属性来看，文学的功利性一方面打开了文本局限的视阈，但却容易走向消磨文学理论边界的另外一个极端。文学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康德所谓“美是无目的性的合目的性的”。用整体思维取代局限思维，从内部研究走向外部研究，指向超出文本但应植根文本，或许才是比较严谨的思考路径。

　　文/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