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国哲学家吕克·费里（Luc Ferry）在新著《论爱》中回应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用新的哲学观念来对抗传统价值准则的倒退，让当代人拥有更加美好的精神生活。

　　吕克·费里借用司汤达《论爱》的书名，似乎有向前辈致敬的涵义，但他要表达的爱的哲学远不是男女情爱这么简单。他对爱的重视程度如司汤达一样，“爱对于我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或毋宁说是唯一重要的事。”他认为，在当今时代，过去所有传统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理想观念都在倒退，与这种倒退为伴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某一种理念的执念，长此以往，这会让人陷入更加虚无和无意义的深渊。

　　为了解决这个“精神分裂的”（吕克·费里语）问题，他认为，“爱将成为我们所有人无条件相信的唯一价值”。这个爱的理念，是直接绕开既有的对自由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罢的诸多争论，因为诸多政治理念普遍把私人生活排斥在政治范围之外，进而会将政治理念功利化、经营化，甚至导致理念走向极端、激进。化解这种问题的办法就在用更为柔和、易达成共识的爱的哲学去面对纷争和日益抽离的人性关联。

　　吕克·费里提出了一个“新意义原则”，以开启新的良好生活，这就需要借助生活哲学、智慧的引导，以及“爱的革命”的发扬。追求良好生活而非宗教追求的哲学定义，是他引出的第一条导线，进而在回溯哲学史中发掘此理念的内在合理性。

　　正所谓“哲学就是哲学史”，寻找爱的哲学的理论滥觞时便可发现，从古希腊哲学到康德，再到二十世纪的现代哲学，在最伟大的哲人那里，哲学都被定义为良好生活和抵达幸福的途径，而不是故意用玄奥的理论来震慑读者。真正的智者往往不喜欢兜圈子，更讨厌功利化与技术主义的思路来思考哲学。

　　但是，启蒙时代的哲人提出的人道主义理念已经不适应当代的变化，其对生活意义的彰显，往往被描述成遥不可及的幻境，或者被政治话语所裹挟，成为利益共同体的理论来源。这并非哲学家的本义，也不被当代人所认同。

　　吕克·费里发现，“生活的意义”随着时代的更替而变化，但历史的演进存在一个内在的逻辑，其表征便是人道主义的内涵变化。这便是提出“第二次人道主义”的必要性。

　　不过问题没有这么简单，逻辑链条中间还缺乏关键一环。作为崇尚严谨与精致叙述的哲学家，吕克·费里在这里思路清晰，毫不含糊。他提出，要理解爱何以成为新原则，就要从分析的、历史的和哲学的三个类别去思考爱的涵义，而哲学上的爱则是他最推崇的。

　　而爱的哲学需要在公共领域内进行讨论，它不是纯粹的私人情感问题，而是对政治话语的回应。在批评了启蒙时代的首次人道主义理念存在的弊端后，吕克·费里将新时代的人道主义视为改变历史走向的介质，其本质上是将爱在个人领域的影响折射到公共空间中去，直到让人从政治话语中抽离出来，回归对美德与爱的尊崇。

　　其中最重要、改变最大的领域就是教育与艺术，吕克·费里把它们看作爱的人道主义的重构对象。譬如，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消费时代成长期待的孩童早早地便面对一种“诱惑的危险”，孩童直接感受的快乐在时光流逝中被不断消费，在重复不变中感受不到更有魅惑力的快乐。

　　吕克·费里对如此现象是不满的，他认为爱的革命能丰富成人与孩童之间的关系，让人们感知到教育中存在的新鲜问题，如此才能形成有所反馈的良性循环。在艺术上，后现代艺术和技术主义让艺术的传统美感被扭曲，或许有人乐于见到这种变化，但吕克·费里仍抱有传统的美学观，而对抗不断在意义解构的艺术世界的办法，便是动用爱的革命引发新的感知。

　　这些想法描绘了一个近乎乌托邦的世界，它真的具有现实操作性吗？这恐怕是不少人对爱的哲学、新人道主义的质疑。吕克·费里也预见到了这个问题，正如他所言：“爱应该像碧蓝天空中的一道闪电，一种彻底的乌托邦。”或许他也认为这是一条乌托邦之路，但其路途并不艰险，即使是追求乌托邦，也是渐进的过程，是善意的、良性的与温和的，终究会符合大多数人的诉求。

　　文/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