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时今日，当时光的步履已然踏入二十一世纪的文明征程，正值国家民族齐心协力向着强盛和复兴做出努力冲刺之时，这个时代所属于的对象——青年，却始终不得不陷入一个又一个围城的拷问与挣扎之中。从邯郸学步的起跑线争逐，到比肩看齐的丛林教育，再到个体与集合的是非纠葛，成长的每一步，总要留下些或为博弈或为扬弃甚至可称之为伤痕的东西——在狄更斯“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谶语的笼罩下，这一切绝非危言耸听。

　　在山东滨州学院自律委员会的某项“壮举”似漫天飞舞的雪片般弥漫了整个网络舆情世界的时候，我知道，单纯地鸵鸟式旁观将再也无济于事，即便习惯了麻木，即使忌惮了论辩的机锋，但底线的呼声和良心的彷徨终于推动着思想，凝聚出呼之欲出的胸臆。

　　这是谁的自律？顾名思义，自律云云，首先在于一个“自”，没有作为自律主体的“自”行使着绝对的主导和慎独的殚精竭虑，试问“自律”之名义何在？当自律委员会的“光辉事迹”发生在手无寸铁的赤诚男女身上，当拳打脚踢肆无忌惮地羞辱着立身于校园的基本人权之时，我们看不到定义中理当“自律”的自律者有任何诠释自律的机会，我们只看到自律的旗帜肆意地在风中呼啸着飘扬，盖过了所有试图驳论的熹微音色。

　　这是谁的委员会？犹记得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振振有词的讲演，似曾相识于陈独秀和李大钊敬告青年的奔走呼号，曾几何时，委员会带领着青年冲锋陷阵于五四的洪流，学生自治组织浩浩荡荡开创了共青团红色的伟大历史。然而滨州学院的委员会却再一次用事实告诉了我们，他们“合理合法”的“学生组织”的本质。来自学生之间而又回到学生中的委员会骨干们，显然是学校这只五脏俱全麻雀中的翘楚，手握生杀大权，不可避免的优越感油然生于本该平等的同学之间。于是，此疆彼界之分显现；于是，三六九等明示；于是，所有的言行举止在与学生，与青年无关的权力而非权利面前便卑微如蝼蚁，谁管你的爱情，谁又在乎你的悲痛，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关系，舍服从与镇压而何？

　　这是谁的学校？大学者，非有大楼也，乃有大师也。在这个我们不敢期待大师能挤满所有高校的年代，能过上拥有个人尊严并实现学业基本价值的四年，恐怕是每一个并非品学兼优学生共同的心声。没有人天生愿意成为学校眼中的异类，更没有人想着要不惜毁誉地和学校作对。在等级固化的不对等的氛围中，他们拿什么和学校作对？自然的，学校和他们的重量级，不过是蚍蜉与树，那么学校在担心什么呢？是道德先生口中喃喃不止的“有伤风化”还是成绩单和就业率冰冷的数字？这到底是谁的学校？那饱含各阶层学生家长心血和期待的学费，换来的竟只是学校“脸面”的注脚？“脸面”，想想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铭文，念一念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多元精神，再看看我们今天傲视全球的综合国力，我依然还要再问一句，这是谁的学校？

　　事实的细节我难于深究，只是心痛难忍于事件粗暴残忍之程度。只因为几句冠冕堂皇的“理性”说辞，只因为学校希望更好地物竞天择的“客观”原因，青年学子就理所应当付出那样的代价么？那代价并不仅仅是拳脚踢打的伤口，那代价的名字，叫做青春。距离鲁迅痛批旧社会假道学的《狂人日记》的发表将近一百年了，可某些人的价值观依然停留在宗法森严，操纵一切的集权时代，在他们看来，他们眼中“理性”和他们所缔造的“现实”的需要是大于天的。但无论多么振振有词，也无法掩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是他们的“理性”，不是我们的；这是他们的“现实”，不是我们的；因此，所有奇葩校规，是为着他们的价值，是防御着他们的洪水猛兽，而绝不是我们人生的洪水猛兽。

　　谁该为他们心中的洪水猛兽埋单？我想是他们，不是我们。人有选择人生如何度过的权利，只要不伤害他人，而在这个世界上，强扭的瓜总是不甜的，而这世上最难于禁锢的，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人性。

　　文/黄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