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随礼不超过50元，同时向农村、社区倡议50元的标准，建议修订“村规民约”时参考。日前，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出台《关于开展树新风、改陋习、促脱贫的意见》，通过党员干部带头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在全市139个村、23个社区完善村规民约，引导全市干群更新观念、革除陋习。（5月21日人民网）

　　一直以来，“随份子”都是我国婚丧嫁娶等民风习俗上的“惯例”。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份子钱”也水涨船高，有的人还打着各种各样的名目来“收礼敛财”，群众深受其苦，但又碍于“面子”，只能“打肿脸充胖子”。

　　不可否认，界首市给礼金限额的出发点很好，目的就是想通过党员干部带头，狠刹铺张浪费的“歪风”，从该市一季度“试点”情况来看，效果也非常明显。但是，笔者有点担心，给礼金限额50元，会不会有些矫枉过正？

　　首先来讲，虽然礼金上涨有群众“盲目攀比”的因素，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物价上涨，导致办酒席成本的增加。如果仅仅是给礼金限额，在减轻随礼者压力的同时，无形中也增加了办酒席人的经济压力。

　　其次，通过上级发文、制定村规民约等方式给礼金限额，看上去确实给礼金戴上了“紧箍咒”，可以限制送大额礼金的现象，但事实上，这样的规定可能缺少一定的操作性。毕竟在当下，大家都习惯用红包送礼金，总不能在收礼的时候还专门安排人打开红包逐一监督，或者把收到的红包逐一登记，再张榜公示。如果没有监督，礼金限额的规定岂不成了一句口号？

　　再者来说，即便有人违规多随礼，总不至于还要受到什么处罚，收礼的人受到超额的礼金，也不可能举报。那么，给礼金限额的规定会不会停留在纸面上，无法落地？

　　当然，我们并非要抹杀“礼金限额”的全部，只是希望各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规定时候，能够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经济消费水平，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建议，例如，不妨按照亲朋之间的远近亲疏，对礼金的限额区分个三六九等，让礼金不仅有“礼”，更有“情”。总之，给礼金限额虽好，但也要切忌矫枉过正。

　　文/陆仁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