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上海地铁上有一年轻男子以上班太累为由，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随后，该男子回应称，原本是想让座的，但乘客再三指责让他很气愤，因此赌气不让。对此网友看法不一，正方认为，小伙子理应给抱幼儿的妇女让座。反方则表示，上班族也很累，不应把“让座”当成一种道德绑架。 （7月5日澎湃新闻网）

　　在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为妇孺老弱“让座”，原本是一件非常美好而单纯的事情，但在时下中国，它似乎又极易招惹各种麻烦、上演各种中国式“让座”纠纷，事情究竟何以至此，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其中的一个关键，笔者以为，或许在于，在如何对待公交“让座”这类道德行为时，我们常常没有厘清、乃至有意无意间混淆了“道德高线”与“法律底线”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很明显，作为一种美德的“让座”，实际上只是一种“道德高线”而非“法律底线”层面和意义上的行为。毕竟，“让座”只可以在道德上倡导，而不可以在法律上强制，即使“拒不让座”，也并不违反法律。这正如像“见义勇为”这种“道德高线”行为，同样也只能在道德上倡导，而不能在法律上强制一样，否则，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强求甚至强制他人“见义勇为”或“让座”，势必不仅侵犯他人“不做什么”的法律自由，而且同时也会无形中矮化贬损“让座”等道德行为原本固有的高尚德性、成色。

　　作为一种社会美德，“让座”等“道德高线”层面和意义上的行为，当然非常值得提倡、追求，但也正因为它是一种道德行为，具体究竟如何去提倡、追求，显然也应以一种充分合乎道德的方式来进行。比如，对于此类道德行为，应该尽可能“自求、内求”而不是“他求、外求”，面对相关的道德标准，应尽可能地用来“律己”而不是“律人”，“责己”而不是“责人”。以“让座”为例，要想真正倡导这种美德，更道德的方式方法，显然不是“要求强求他人让座”“指责教训他人不让座”，而是“自己主动让座”“检讨自己何以没让座”。所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

　　但遗憾的是，在“让座”之类道德纷争中，我们更常见的往往是相反的情形：如“严于律人、宽以待己”，“躬自薄而厚责于人”，“责人易、责己难，恕人难、恕己易”。而如此一来，中国式“让座”纠纷的频繁发生，自然在所难免。

　　文/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