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解释一下“上手段”，就是刑讯逼供，简称用刑。

　　章莹颖女士已遇害，美国检方的公告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结果，人们其实早就心知肚明。

　　国内有人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为什么不早早对绑架她的嫌犯上手段？有关心同胞的跟帖：给我三小时，负责让那坏蛋吐出章莹颖所在！

　　这倒是真的。对犯罪嫌疑人用刑，往往有效，在我们这儿也有例可援。

　　唐代的请君入瓮，嫌犯乖乖认罪；大宋包公或大清周星驰断案，动不动大刑伺候，对高危产妇及证人也不例外，均为破案大侠，极少失手。

　　民国时，《潜伏》在国民党军统的共产党人余则成抓到对手的人，轻松俩字，“用刑”，当事人立马皮开肉绽，十分钟就开口就范。

　　很多年前的公安破案，抓获了嫌犯，按规定是不能刑讯逼供但有对策，上下明白。“突击审讯”，“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之下”，嫌犯开口，顺利破案，保障了人民安全。

　　可见，警方检方上手段在破大案中功不可没。虽有冤案，但实事求是地说，相对较少，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

　　这样的事在当代美国不会发生。美国警方不能对不招的嫌犯上手段。或许《肖申克的救赎》监狱里还有执法不严的情况，但是，近50年来也就是1966年以后，警察执法比较规范，鲜闻用刑。

　　美国警方为什么不能对不招的嫌犯上手段呢？

　　宪法因素。1791年，美国先贤制定了伟大宪法的十条《权利法案》，是限制政府、方便人民也包括坏蛋的。那年，中国正是大清高宗乾隆时，皇权坚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口号震天响；这是大约230年前，地球那端的美国，早已是权利本位，强调人人生而平等。

　　宪法《权利法案》的第一条和第五条，直接对刑讯逼供说不！

　　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第五修正案：……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

　　第一条好理解，言论自由嘛。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这里用的是其扩展：人们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的自由，就像婚姻自由本身包括结婚、离婚、不婚的自由一样。简而言之，嫌犯作为公民有权不开口不坦白，这是宪法第一条确认的神圣权利！

　　第五条稍费解。通俗地说，涉及刑事案件，当事人有权保护自己而不受政府摆布。举例而言，一个实施抢劫杀人行为而被抓的人，美国警方要是像包青天一样严令“从实招来！”或像派出所民警礼貌提醒“如实供述”，都属于“强迫”！因为嫌犯说了实话，就等于为警检背书出卖自身，嫌犯多半不会自投罗网，怎么能实话实说呢！他傻呀？！依据宪法第五修正案，嫌犯对美国警察非“说实话”的提问，也可以拒绝回答的。

　　可见，一是人们言论自由本来就有沉默不语的权利，二是人们有权不被迫参与指控自己，宪法保护嫌犯不坦白的权利，警方用刑是侵犯人权。加上美国第五条中的正当程序条款，美国警方怎么敢对不招的嫌犯上手段呢？

　　美国的法律文化说，坏蛋可以坏，政府不能坏，上手段用刑，那叫侵犯人权，不行。美国的法律偏向普通人被告。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嫌犯就是无罪；绑架章女士的嫌犯昨天被大陪审团起诉，他仍然是无罪的；上了法庭，起决定性的小陪审团也可能判他无罪。就是最终判了他死刑，也不能刑讯逼供以挖掘余罪。

　　抢劫章女士的嫌犯美国警方不得上手段，除了违法或违反正当程序外，还有一个原因，不敢。用刑“撬嘴”，一撬，法院不买账，兴许就是反帮疑犯的忙让他逃脱了。

　　一般是不得撬嘴，也有新情况新考验。如果是恐怖分子在纽约安放了核弹，不上手段获取，就会让百万人包括审讯者及其妻子儿女失去生命，这时对抓获的知情者是不是严守法律保护人权不用刑，才是美国大法官也难以回答的真正两难。

　　正因为政府不能对嫌犯上手段，所以，美国嫌犯除了不自由，往往牛得很，警察反倒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常常对嫌犯非常客气。比方说，审讯时，嫌犯打了个呵欠说：爷们昨晚睡得不好，今天不想说话。警方就会合上讯问记录陪笑说：辛苦了，那就明天再说吧。千万不能说“放老实点”，也不能说“你要再拖时间，晚上会少一道菜”或“让你晚上喝稀饭”，那是语言暴力，属于上手段用刑；警方自证清白不了，凶犯就可能逍遥法外自由飞翔了。

　　美国警方的审讯程序，繁琐而又奇葩：在打开录音录像装置后，警察首先必须认真细致清晰地提醒疑犯：我们讯问你时候，你可千万不要随便坦白呀！等嫌犯点头说了“yes”后，才能开始审讯。

　　世界上真有这么蠢这么贱的警察？美国警察说，法官规定，没办法，伤不起。

　　文/吴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