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武汉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武汉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其中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微信等即时通讯软件记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未经本人同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开拆、查阅。（9月20日新华网）

　　由于传统的家庭观念作怪，未成年人的隐私很容易受到侵犯，所以，在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中，隐私的保护一直是非常重要也备受关注的一项。从传统的对信件、日记的保护，到现在增加的对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微信等即时通讯软件记录的保护，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变化，也反映出对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加强。

　　不过，时代在发展，法治观念在进步，现实中也出现了一些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比如，骗子不会通过日记骗孩子离家出走，在手机还未普及的年代，单纯的手写信件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现在，未成年人被陌生网友骗往另一个城市，然后被拐卖甚至杀害的事情却时有耳闻。

　　所以，这里就有了一个信息化时代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人身安全与隐私保护孰轻孰重——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哪个应该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当必须牺牲其中一个时，被暂时优先放弃的应该是哪一个。

　　事实上，现实的世界里，人们的很多权利之所以得到较好的保护，正是以在某种程度上放弃或让渡一些权利作为代价的。其中最典型和最常见的，莫过于“天眼工程”中遍布大街小巷的监控摄像头。

　　多年来，一直有法律界专家从保护隐私权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但是，这些摄像头的存在对于社会治安的积极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天眼工程”的继续推进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问题只在于如何让这一工程在法律的严格监督下更加规范地运行，而通过让渡部分的隐私权来换取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则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

　　同样的道理，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育的特殊性，加之网络时代来自外界的危险往往更加隐蔽，造成的伤害也常常更大，所以，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就必然会面临人身安全与隐私保护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问题。

　　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记录，不存在与人互动、交往的问题，属于纯粹的隐私，自然应该受到严格的保护。但是，信件、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等存在互动和人与人的交往，尤其是微信、QQ等即时通讯软件，交往的对象可以是来自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其中必然暗藏未知的隐患和危险。

　　可以想象，一个闹着要自杀或离家出走的孩子，是不可能同意家长开拆、查阅他的微信聊天记录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开拆、查阅这些信息又无法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这时，家长怎么办？未成年人怎么办？既要为其负责，行为又受到限制，这就好比既让牛产奶又不让牛吃草，是不现实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监护人，家长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翻看孩子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此，相应的法律法规中应该对特殊情况作出更加详细的规定，比如，当未成年人处于何种年龄阶段、遇到何种情况时，监护人或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可以在不经过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通过何种程序、采取何种措施对其即时通讯软件的记录进行查询。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尽最大可能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

　　文/张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