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重庆一女子因放弃父母给安排的工作，被要求每月给父母1000元生活费。一项调查显示，56.5%的受访青年给父母生活费，58.5%的受访青年认为年轻人应该给父母生活费。关于年轻人回馈父母的其他方式，24.8%的受访者建议逢年过节给父母买礼物、包红包，19.5%的受访者建议多抽出时间陪伴父母。（3月8日《中国青年报》）

　　急剧的社会变迁，让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生相伴的，就是一些传统观念遭遇“变与不变”的文化冲突。不论是“有偿带孙”，还是“家务劳动补偿”，抑或“给父母生活费”，以情感和伦理为纽带的传统家庭观念遇见以权利、利益、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文明，难免会引发争议。

　　少数年轻人“啃老”是由于患上了“软骨病”，将父母对自己的爱与关心当成理所当然，形成了对父母无节制索取的惯性；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一些人“啃老”有着 “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与艰辛。在坚硬现实的挤压下，面对需要帮助的子女，许多父母都会施以援手。

　　年轻人不能将父母的情分当成了本分，更不能将“啃老”视为天经地义。在消费社会，父母的经济压力也在增大；伴随着权利意识的增强，一些父母更在意 “获得感”与幸福感。“给父母生活费”看似不讲情面，实际上却是一种价值理性的回归。

　　在传统观念中，父母为子女分忧解愁既是一种情感义务，也是一种道德责任。父母与子女的社会互动，以血缘为纽带，以情感为依托，总是会想方设法地避免直接言“利”的尴尬与庸俗。“给父母生活费”让家庭关系中的利益关系显性化，显然打破了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给父母生活费”作为一种正当的利益诉求，符合法律规范。只不过，观念的重塑与更新需要一个过程，“敢为人先”的超前观念很容易被污名化——在“有色眼镜”的遮蔽下，父母索要生活费很容易被塑造成为不关心、不体谅子女的“坏妈妈”“坏爸爸”，甚至无能者、失败者。

　　在香港地区，大多数市民习惯于从打第一份工起，就开始给父母“家用”。一项调查显示，98%的受访香港青年人认为子女应该供养父母；并表示如果有能力，会将月薪的三成给予父母作为“家用”。作为家庭成员，学会共同承担责任，也是一种不可缺失的社会化；在坚守情感本位的基础上，亲人之间同样可以言“利”。

　　父母愿意帮扶子女，是出自对子女的关爱；这是一种权利让渡，并非他们没有索要生活费的权利。提升对“给父母生活费”的价值认同，既需要年轻人转变观念，也需要他们提升自力更生的能力。即使不给父母生活费，年轻人也要通过其他途径对父母进行“爱的回馈”，让利益与情感更好“兼容”。

　　文/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