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学生陶某坠楼身亡，调查结果尚未分晓，但见诸于新闻报道的事实细节却披露了他与导师间扭曲的师生关系。西安交通大学博士杨某跳河自杀事件后不到3个月，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研究生因导师“奴役”“精神压迫”而造成的悲剧性事件频繁发生，由此可见问题已然常态化。而这绝不能仅仅归咎于学生的心理素质或是导师的道德素养，制度规则上的硬伤才是罪魁祸首。“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让好人变得更好；一个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让坏人变得更坏”，正是这个道理。

　　当下，高校的研究生习惯称导师为“老板”“BOSS”，这种看似调侃的称呼恰恰反映了研究生与导师的真实关系现状。导师与学生，就像老板与秘书。导师就学生参与研究工作的情况给予一定的劳务补贴，并且在学生毕业、获得学位、读博等问题上拥有一票否决权，正如老板对员工的工资水平以及晋升的决定性权力。而学生除了进行个人研究工作、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外，还要承包诸多杂事，跑腿、报账、买饭、接孩子、看孩子……曾有一位导师对学生夸耀自己的品行，“看我对你们多好，很少让你们帮我去报账。”研究生宛如导师的私人秘书，做杂事俨然成为理所当然，不做才是例外之举。

　　其实，导师制作为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本就是以密切的师生关系为基础，导师因材施教，指导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而中国历来是人情社会，导师与学生之间很难公私界限格外分明。况且，基于师生情谊，学生在导师需要时帮助处理一些私人事务也在情理之中。但问题是，某些导师利用自己的权力，把学生当成个人奴仆，为个人利益而无视学生意愿阻碍其人生规划，甚至进行性骚扰等违法行为，师生关系愈发畸形。此次陶某坠楼事件正是这样，学生不仅要叫导师“爸爸”，更因导师不同意放弃出国读博，找工作却又被导师要求退出科研团队。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不幸的是，在导师面前，“大丈夫”并不多见，罗茜茜实名举报导师性骚扰也是在毕业多年旅居美国之后。一名导师，究竟能有多大的权力，令无数学子这样忍气吞声，畏畏缩缩？事实上，导师的权力也没有多大，只不过在研究生毕业答辩资格、出国读博等事项上有一票否决权，这也意味着没有导师的同意，研究生几年的努力就要打水漂。所以，学生极力维持着与导师的和谐关系，坚决不翻脸，只怕被穿小鞋。不管学生是否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只要有穿小鞋的可能性，便说明制度存在严重漏洞。

　　导师的手虽不大，却能一手遮天，这是导致研究生与导师关系日益扭曲的重要制度原因。学生是否有资格毕业，是否有能力读博，是否可以出国深造，这理应取决于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态度。相对而言，导师的确更了解学生的学术能力，但研究生学术成果如论文发表状况才是更为量化且客观的考察标准。导师在评价体系究竟应占有怎样的分量，一票否决具体的适用情形是什么，如何切实监督导师行为，这是研究生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今年2月份，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要求健全研究生导师评价激励机制，研究生培养单位对违反师德行为的实行一票否决。虽然如今导师也面临着一票否决的考验，但这种自我反省式的监督方式能否真正监督导师的行为着实令人怀疑。而且，如果制度上不对导师的“生杀大权”有所约束，落实第三方监督，这样畸形的师生关系只会愈演愈烈。

　　接连不断的悲剧已敲响警钟，也是时候圈住导师的手了。

　　文/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