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节过后，父母亲就乘火车从北京一路南下，到我生活、工作的地方——湖南湘西。在来之前我再三叮嘱不要带太多东西，但下车后依然看到他们俩手提肩扛，什么板栗、核桃、豆角干、玉米茬子大包小包的一大堆，哈呼喘气、踉踉跄跄走出车站，很长时间没见到家人，很是开心。

　　自2002年我到湘西工作、生活后，基本上每年父母都要来湖南一次，添了孙女儿之后，他们更是多了一层牵挂。母亲常年累月地在这边带孩子，父亲最多呆半个月便嚷嚷着要走，回老家去照料那几亩地。为了我们两口子生活的正常运转，硬生生地使两个老人两地分居，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也难为了父亲，印象中从不进厨房的他，也学会自已倒腾着弄吃的了，也许是自己做的饭菜实在不好吃，再加上农忙季节吃饭不准时，导致他的胃病时常发作，人很瘦，酒也不能喝了。

　　父亲是一名地道的农民。他年轻时有一段在民办学校当代课老师的经历，也有在团县委、县民政局工作的短暂经历，但因命运和性格等多方面原因，最终还回到老家农村种地，过一种清苦、劳累的生活。他们这代人经历了从吃大锅饭到分田到户，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所以这辈人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于农民来讲土地就是他们的孩子，需要细心照料，精心呵护，最近几年我曾多次跟他商量，让他把地转出去，到这边跟我们一起生活，跟他算经济账、算身体账，但他依然不肯，坚持要回去春耕秋收，坚守着自己那几亩地。

　　在我们村里，父亲也算是个文化人，我们家也算是个耕读之家，一些常言古语常常挂在老人们的嘴边，来教育我们。打小我就知道父亲爱读书看报，多少箱子里装的都是他的书，还有很多发黄的老报纸，这些东西是他的宝贝，如果我们要随便摆弄或是损坏了，便会招来一顿暴打。他经常自喜地说：“如果每本书一块钱，我都有几千上万了”。后来我带他逛街时，书店也是他的首选，一进书店便不出来，他几乎知道吉首老城区所有书店，每次还要买一两本回来。

　　父母是很注重教育，支持我们读书的，但是一个农民仅仅靠种地、养猪来供我们姐弟三人上学，压力可想而知。要交学费时，时常看到父亲东碰西找的借钱，能借的亲戚朋友基本上都借遍了，不知吃了多少闭门羹，遭了多少白眼。家境如此，在2001年，我深思熟虑后自愿放弃了学业，这个主意打定之后，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前路一片迷茫，只想马上就业挣钱，缓解家里的困难。从学校卷铺盖回家之前，我往家里寄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我要辍学的原因和将来的打算，信里我说“到北京找同学一起打工或是当兵，总之天无绝人之路”，信到家的当天我也到家了。父亲说：“既然你打定了主意就依你，如果你想继续上学我们想办法都得供你。”当时我感受得到父亲的无耐。

　　人们都说父爱如山，坚定而淡然，总埋在内心而不轻易表达。我的父亲也是一样，严肃甚至是严厉。小的时候很怕他，在我的记忆里，他动不动就咬牙发怒，动不动就伸手打我们，一个眼神就可以让我老实大半天，在“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理论下，不知道挨过他多少打。但坚强外表下的父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记得我当兵走的那天，天很冷。我穿着未授衔的新兵服装，带着大红花，跟家人、同学、朋友一一道别，父亲刚刚还叮嘱我在部队要好好干，听领导的话，不要想家，但当送兵班车开动的那一刻，在人群中我不经意看到他眼睛通红，挥手拭泪。知道他不放心我，毕竟这是自成年以来第一次这么远的离开家乡，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去单独生活。当兵3年后，有了探亲假。第一次探亲我激动的一夜未眠，特意穿了军装，一天一晚的车程我还是睡意全无，当通村的班车刚一到村头，就看到父母及家人就在村口等我了，刚一下车他们便抢走我手里的行李包，问这问那没有休止。吃饭时，父亲也给我倒了满满的一杯，说：“长大了，可以喝点酒了”。

　　信仰这个东西说起来容易，真正坚持下去却很难。父亲是个有信仰的人，他的信仰是共产主义。小时候，在家中的箱子里无意间发现一份入党申请和一份入党积极分子考察表，有些泛黄，但一直放在那里。有次父亲给我讲了他入党的故事：当年，爷爷是村里的大队干部，二伯是村里的会计，都是党员。如果再发展我父亲入党怕别人说闲话，后来又因为其他种种原因没能入党，导致那份入党申请和入党积极分子考察表一放就是几十年。后来村里的事务他一直积极参与，乡亲们有事他也肯帮忙，但他入党的事一直没能如愿。前后几次递交申请书，2006年，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份入党通知书整整迟来了30年。同年，我在部队也入了党。

　　今年父亲64岁了。岁月不饶人啊，皱纹似刀雕刻般印在了他的额头，长满老茧的双手总闲不住的忙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感觉父亲身体已大不如前，明显老去，但真心希望他老人家健康快乐。这让我又想起了筷子兄弟的《父亲》“……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再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

　　快放暑假了，计划携家眷一起回家探亲，估计他老人家早就开始数着指头过日子了。

　　文/于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