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个马路市场，自由度很大，摊位大都是约定俗成。一次，一位卖水果的摊贩把电动三轮停到了一家饭馆门前一侧，片刻功夫里面便出来了人，勒令摊贩立即走开。还有一次，一位菜贩将三轮车停在了一家小超市窗户下，很快就被超市撵走了。摊贩之间为争摊位吵架甚至大打出手的，也不乏其例。每每看到这些，心里总有些“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这样做损人不利己。比如那两位小贩，他们的叫卖根本不影响饭馆和超市的生意，但为什么又要强行将其撵走呢？其一，这样做很安全。小商小贩多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卑微如尘土，不要说撵他们了，就是轮上两拳，多也只有白受。一次在小区内，一个已一把年纪的业主，手掂榔头追打一个拾破烂的，说是检了他家的纸箱。何以如此肆无忌惮？关键是打了这种人没有什么风险。其二，“损人为乐”作祟。我不能受益，但也不能让你沾光，自己的快乐基本上是建立在别人的受损之上。其三，能收获“英雄感”。上之那些被撵被打的人，假如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开小饭馆”的断不敢去喝斥他们，说不准还媚笑着上去套近乎呢？如今欺负一下他们，会产生一种“英雄感”，瞬时人会高大起来。其实，暴露的恰恰是内心的丑陋。见了羊像狼，见了狼像羊。

　　开小饭馆的也好，卖水果的也罢，还有开小超市的，实际上都是草根族层的“命运共同体”。挣钱不容易，生活很艰辛，理应互相照顾、抱团取暖，但何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从远处讲，与历史遗传有关。鲁迅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这段话告诉人们，异族也好，同族也罢，无论谁坐金銮殿，老百姓一是活得都不像人，当牛做马，横遭凌辱乃至杀戮。二是大都生活在饥饿、贫困和苦难之中，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世世代代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很不利于健康人格和崇高境界的成长和形成，相反，倒利于诸如自私、苟且、冷漠、麻木、刻薄乃至残暴等性格的疯长。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民国初年说道：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对别人的痛苦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是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文津出版社《中国人的素质》P157），话虽难听，但却并非无稽之谈。今天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杀熟”和“互害”现象，正是这种历史遗传的继续和再版。

　　从近处讲，是官本位崇拜的的结果。官本位崇拜原本是个“老古董”，但这些年又遇到了“大好时光”故而“茁壮成长”，很多人把做官和做大官视为终生追求，视为人生成功的最大乃至唯一的标志。国资委原主任、落马官员蒋洁敏更是放出豪言，“生进中南海，死入八宝山”。相反，却把理想、信念、正义、人格、良知乃至党纪国法扔到了一边。乌纱和权力到手之后，这些人的观念很快又“转变”了，正如鲁迅所言，“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他们口口声声喊着忠于党忠于国家，实际上是借之包装自己，然后大肆捞钱捞色。中国一向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的话道出的正是这个道理。这些年，社会上盛行金钱崇拜，“万般皆下品，唯有金钱高”，为获利而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伤天害理。上文的“相煎何太急”与之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与蒋洁敏们的“示范”和引导有着很大关系。每一个贪官，都是污染社会风气的一个“污染源”，他们为世风的堕落立下了“大功”。

　　由此可见，要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达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高质文明，看来必须从严治吏，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文明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否则一切都是白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可能在乱世和衰世中实现。

　　文/刘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