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重庆韦女士捡到一部手机，在归还过程中，韦女士希望失主赵先生给200元“烟钱”。赵先生认为韦女士要价太高，韦女士则认为对方不懂人情世故。经民警调解，最后韦女士将手机无偿退还给了赵先生。

　　相比于前不久浙江宁波那位拾到手机后因索要2000元高额回报不成而怒摔手机的大妈来说，笔者以为，韦女士的做法还是有些值得称道的地方的。第一，当失主认为其要价太高时，她除了认为对方不懂人情世故以外，选择了无偿归还，这是一种道德；第二，韦女士并没有像宁波大妈那样“狮子大开口”，而是仅仅希望失主能够给200元“烟钱”作为回报，这个索酬数额在笔者看来其实并不为过，毕竟现代人的手机里面，好多信息与数据都是十分“昂贵”的。

　　那么，为什么在两起拾手机事件中，均会因为归还报酬问题而引发出些许矛盾呢？笔者以为，除却个人素质高低以及人情世故标准不同的原因以外，还有一点就是，相关制度或者办法中缺乏必要的明确标准。比如，我国《物权法》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但是，“必要费用”到底是多少，或者占所拾物品价值的多少比例却并没有明确。

　　对于拾物报酬频引矛盾这类事件，有媒体发表评论认为，应该用明确的报酬标准来化解拾物归还纠纷。对此，笔者深表赞同，并强烈建议有关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在出台涉及到福利待遇、物质报酬等规定、办法或者细则之类的文件时，能够多些“明码实价”，少些模棱两可。千万不要像现有的某些通用条文或企业规章那样，动辄一定数额、相应比例、合理费用等根本无法去界定的原则性表述。也只有如此，才能尽量避免或减少因无法意见统一而引发出来的争议、纠纷或者事件。

　　就拿重庆韦女士捡到并归还手机这件事情来说，假如相关规定中设定了明确数额或者比例的条款，那么，双方自然也就不会因意见不统一而不欢而散了，宁波那位大妈也不会因“大开狮口”索要2000元不成继而怒摔手机，反惹麻烦。

　　文/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