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少见多怪，这年头“著作等身”成了贬义词。

　　我喜欢事要从头说起。几年前，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让余秀华一夜撒娇成了诗人，红遍全国。虽然之后相继出版了三本诗集，陆陆续续也有余秀华的报道，但是毕竟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正在这样的关口，诗人又有“亮点”----出语惊人。不久前，在被记者问到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出一本书时，余秀华说自己是“刻意保持慢的速度”。“我特别反感一年出几本书的作者，我觉得他们不仅在消耗自己，也在消耗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在浪费纸张。我非常喜欢的诗人说过一句话，他说著作等身的人是很可耻的，我为了慢一点做可耻的人，所以把这个书推迟两年才出版。”

　　“著作等身是可耻的”，这是“率真”吗？我没有感觉出来。我感到有一股子口无遮拦的痞子腔，又感到充满着似曾相识的“无知者无畏”的意味。一个作家要“慢写作”，还是要“快写作”，从本质上讲是作家的自由。用“著作等身”来批评“快写作”，是有失公允的胡搅蛮缠。

　　著作等身，出自《宋史·贾黄中传》，形容著作极多，叠起来能跟作者的身高相等。无论如何，“著作等身”是一个褒义词，旨在说明作家、学问家大作迭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报道学人、作家的新闻，在谈到其创作几乎都用“著作等身”来描述。陈寅恪是“著作等身”的，钱钟书是“著作等身”的，季羡林也是“著作等身”的，按照诗人的意思，他们都“可耻”吗？显然是胡扯。不久前，我曾到山东高校拜访一位博导，在谈到学术时，他说正在以每年两本书的速度写作。如果按照“慢写作”的要求，如此“著作等身”恐怕也要列入“可耻”的行列了吧？

　　两年前，杂文家陈鲁民专门在解放日报副刊写过杂文《“慢人”与“慢作”》，文中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慢写作”的好处，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历经10年之功。司马迁写《史记》用了13年，如此等等。我理解先生的意思，是想说“创作是一个很单纯的慢生活，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做好作品”。实际上，话是这么说，他的杂文真的没少写，真的没慢下来。好在杂文家只是提倡“慢写作”而已，没有说类似“著作等身是可耻的”这样的话。

　　从写作的表象看，的确存在快慢的问题。有的作家写得多一些，有的出手则比较慢。从根本上讲，写作不是交通事故，“十次事故九次快”，慢了就好，写快了质量就差。写作的质量与快慢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功底欠佳，才力不逮，恐怕一百年也写不出像《红楼梦》这样的好作品。

　　提倡“慢写作”出精品，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就此贬低著作等身。重要的是不在写得慢与快，在于写好些更好些。如果说“著作等身是可耻的”能成立的话，我以为比“著作等身是可耻的”更可耻的是痞子腔。

　　一首词，成不了词林；一首歌，成不了歌坛；一篇散文，成不了散文家；一篇论文，谈不上著述甚巨。没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很难算得上杰出的文学贡献。“著作等身”不是谁想颠覆就能颠覆得了的。

　　文/孙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