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一大早，不少学术圈朋友的朋友圈，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一篇《青年长江学者与她“404”的论文》刷了屏。这位39岁的青年教授梁莹在过去几年里，将她在国内几大主要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的120余篇中文论文全部撤下。

　　这是一件奇闻，并非奇在撤稿这一事实——毕竟，在哈佛撤稿、清华深圳研究院撤稿等大新闻的大背景下，我们对“撤稿”也开始见怪不怪了。但是撤稿背后有无猫腻，还有待当事学校和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深入调查。根据最新消息，南京大学将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

　　这件奇闻的奇特之处，体现在事发之后，当事人接受采访时的姿态。报道中的最后一节，这位梁教授多次表达对教学的不屑，“我已经混到头了，没什么好怕的了”“我已经评上教授了，学校说必须每年上三门课我才来给你们上课的”。

　　梁莹涉学术不端、教学不认真，叠加在近日五部委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另一则新闻之上，形成一种更大的反差，也因此值得我们对这一现象作一些深层追问。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于教师向来是给予极高的尊重，也是提出极高的要求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讲究的是知行合一，言传身教，在建构一种充满关爱、合理和紧密的师生关系过程中，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成全和共同成长。九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要引导教师热爱教学、倾心教学、研究教学，潜心教书育人。

　　从这个角度审视，梁莹对自己教师身份的基本定位基本与教书育人无关，教师对她而言只是一个普通的行当。而她的师生关系紧张到可怜的地步——整整一个年级的学生，竟没有一个人选她作为论文指导教师。

　　从我自身的职业成长过程和对身边同事的观察来看，我相信，对于青年教师而言，极少有那种一进来就明确表明自己毫不在意教学工作和学生评价的。这并非某种功利的考虑，这是我们未来三十多年在学校中确立职业自信的立身之本。我不知道这位青年教授在其讲师、副教授阶段是否也一以贯之地不屑于教学，抑或是“发达了”之后才“变了脸”“黑了心”。

　　我更关注，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环境和机制，催生了某些青年教师在其职业生涯的起点，就以一种如此偏狭的眼光，看待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以至于在严肃的课堂上产生那些不适宜的言行？很多高校老师的职业选择也许是偶然的，比如纯粹基于对学术的兴趣、对安逸稳定生活的追求，等等。但一经成为教师，就都应该扛起对于学生的重任。

　　我始终记得自己刚入职的几年中，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两位同事。一位老社会学家，虽已年逾七旬，仍坚持给学生上课，而且每次上课前一天都要闭门看书，认真备课。一位中年教授，每周专门奔波四十公里去指导本科生的读书会。

　　人要一辈子一直持身守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间有太多的风险和诱惑。对于青年教师来说，重要的是，在职业生涯早期，就要确立一个令自己终身受益的高标准、高起点，这不仅是一个专业能力问题，更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

　　文/曹东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