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良为娼”自然不是真指逼良为娼，而是借喻迫使好人干坏事；作如是解，法治功能当然不是“逼良为娼”，而是“逼娼为良”。日前某地车主坐引擎盖维权出奇制胜一招灵验，随后在多地引发跟风效仿效应。此怪象被论者戏谑为“会闹的孩子有奶喝”“按闹分配”，有人索性归因并为之加冕“逼良为娼”。

现代法治社会，无论从哪个视角审视，坐引擎盖之类“非典型”维权都算不上理性方式，更不应成为维权常态。法律保障消费权益，依法维护消费权益，乃法治社会要义，换言之，“逼娼为良”乃法治天然功能和存在理由，“会闹的孩子有奶喝”与法治精神南辕北辙水火不容。法治社会性属文明社会，“会闹的孩子有奶喝”既不合理性也有悖文明；更何况，此举也存天然风险，倘或大意失手分寸边界，轻者闹得过头，就可能“小闹酿大祸”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重则闹而成风，则可能种下动摇既有法治基础的祸根。

就个案观照，当“会闹的孩子未必有奶喝，不会闹的孩子肯定没奶喝”成为无奈现实时，我对“会闹的孩子有奶喝”非但报以应有理解，而且给予相当同情和一定声援。毕竟，除非有“异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觊觎借此成为网红，大抵没有谁吃饱了撑的，愿意冒“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之不确定风险，把自己放到众目睽睽之下示众“烧烤”。须知，姑且不论“以流氓办法对付流氓”，不见得笃定能使人人如愿屡试不爽；弄得不好还有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落得被围观者唾沫口水“淹死”甚至违法被究的下场。问题是，设若其他维权救济渠道，比如协商投诉司法诉讼等理性渠道均能高效顺畅抵达诉求，我敢断言，肯定没有哪个“二百五”愿将“会闹的孩子”奉为维权首选。”事实亦然，在网络曝光前，坐引擎盖维权车主就曾多次与涉事店沟通协商，并向相关部门投诉，遗憾的是，权益诉求均未得到合法救济，以至逼上梁山不得不选择坐引擎盖哭诉“讨说法”。从后续数起效仿案例看，事主大抵均非出于刻意效仿，而是殊途同归迫不得已被“逼良为娼”。

也许，说坐引擎盖维权被“逼良为娼”未免失之粗俗刺耳，然个案触及国人消费维权普遍痛点却是不争事实。车主坐引擎盖维权哭诉视频被传至网上后，24小时内5600万人浏览关注，不到3日浏览量2.6亿人次，事态罕见快速持续发酵，近400万网友留言，差不多一边倒支持事主维权。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法制日报等央媒跟进发声，异口同声诟病反思当下消费维权生态。有识之士纷纷诘问，到底是谁把理性消费者变成了“会闹的孩子”？闹定思闹，多年来相关消费立法欠缺的“以不变应万变”，监管维权缺位的“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难道不值得深刻反思欤？

类似坐引擎盖维权事件绝非“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而是N次暴露当下汽车消费维权双重困局：此厢，相关法律法规远未抵达健全完善境界，无论专业知识抑或维权程序，均需消费者支付费尽周章难以承受的时间成本，导致消费维权“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彼厢，相关部门监管乏力执法不严致使商家违法违规成本“小巫见大巫”，变相纵容其有恃无恐肆无忌惮。既然“有理走遍天下”往往此路不通，如果“闹”比讲理管用，“会闹的孩子有奶喝”便有其“逼良为娼”的寄生温床和催生土壤。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曾如是开悟：“没有理智绝不会有理性的生活。”“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体系中生活比在无拘无束的孤独中更为自由。”说到底，一个理性社会，法治发力“逼娼为良”只是外因，自我从善“逼娼为良”才是内因。令我欣慰的是，虽然坐引擎盖维权围观者中不乏火上浇油的狂热愤青，但在大多数网民中，引发的却是悚然一惊的道义反应和反求诸己的理性反应。尤其是针对近期频现效仿现象，维权车主家人表示，媒体关注后一直怕给大家做错误示范，不想看到大家都去爬引擎盖，鼓励车主通过正规程序维权。不少网友表示，哪怕车主维权取得了成功，但爬引擎盖并不值得提倡，维权还是应当通过正常途径。让我谨慎乐观的是，多地效仿现象引发集群关注后，相关监管部门表示将借助市场和监管双重力量打击售后乱相；日前相关部委《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新版“汽车三包政策”明显强化消费权益保护。应当说，这些旨在“逼娼为良”的法治生态优化演进，与消费者依法理性维权文明觉醒相向而行相得益彰。

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弗利说过：“由于有法律才能保障良好的举止，所以也要有良好的举止才能维护法律。”亚里士多德说得更为直白：“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机会。”记得早年武打剧《霍元甲》连续剧热播风靡神州，随后又有《陈真》《霍东阁》扎堆跟进，被人戏谑为“子子孙孙打下去”。电视剧究竟性属娱乐消遣品，人们大可一笑了之抑或“用脚投票”，作为非理性消费维权现实热播剧的“逼良为娼”闹剧，势必此长彼消掣肘抵消法治“逼娼为良”效用，一旦成为“子子孙孙打下去”的连续剧，怕是就让人笑不出来了——至少我是这样。

文/陈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