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告诉半月谈记者，从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其所在的乡镇共认领各类《责任书》《任务告知书》共42份，其中属于乡镇职责范围内的有20项，主要包括党务工作、脱贫攻坚、乡镇规划、用地审批、禁毒宣传、综治维稳、民生保障、基层政权建设、农村经济管理服务等。“剩余22项任务，都是各单位和部门‘下放’的任务。”(7月30日《半月谈》)

一个乡镇42份责任书中有22项任务是上级单位和部门“甩”下来的，非本职任务超过了一半，基层干部怎么可能不忙。可是，如果仅仅只是忙也就罢了，大不了苦点累点，但最致命的问题是，做得越多出错的几率就越多，而一旦工作错误，被问责被追责总是难免的。既要落实大量非本职之外的任务，又要承担因此带来的问责风险，基层干部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下，还谈什么减负呢？

既然很多任务都是上级单位和部门甩下来的，而非基层干部的本职工作，那么基层为何不果断地拒绝呢？其实，绝大多数基层干部也想拒绝，但是奈何位卑权小，面对的都是手握考核督查大权的上级单位和部门，只能独自感叹“臣妾做不到”。再说，上级单位和部门下达的任务，往往都是“一把手”领回来的，“一把手”都认领了任务，都在任务书上签字了，作为具体的工作人员怎么可能还有推辞的理由。

不过，基层干部落实非本职任务，会面临诸多问题。首先，人手不足。基层干部往往身兼数职，要落实非本职任务必然需要增派力量，可乡镇已经是最基层了，再往下就只能临时抽调村社干部。只是村社干部能力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办事简单粗暴的村社干部，很容易闯祸捅娄子。其次，经费不足。干工作自然涉及经费，问题是非本职任务就意味着没有专门经费。现在不少乡镇的财政极其困难，没钱办事已经成为不少基层干部无法落实任务的重要原因。最后，没有权力。乡镇一级虽有“属地管理”的责任，可是，在落实不少的执法类任务时却没有相应的权力。比如，征收社会抚养费、打击整治私挖滥采、淘汰黄标车等工作，上级单位和部门才有执法权，要基层干部“代劳”明显有违依法行政的要求。

基层没人没钱没权，却被上级要求保质保量完成非本职工作，这样明目张胆地转移任务，推卸责任，必须予以治理。上级单位部门这般操作，说得轻一点，是“甩锅”，是不负责；说得重一点，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典型的尸位素餐不作为。上级单位部门的主责主业，就该由上级单位部门自己扛，基层只需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有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才是健康良性的官场生态。

如何解决上级单位部门任务都往基层甩的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还需从多方着力。一则各级单位和部门要严格按照机构改革之后的“三定”方案，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确需基层配合完成的任务，要从制度上推动行政权力下放，行政资源下沉，让基层权责对等；二则对基层每年的工作任务进行统一的清单化管理，对新增任务实现报备制度，防止各部门将自身职责转嫁到乡镇，切实从源头上为基层减轻工作负担；三则要规范问责，科学问责，避免问责泛化，同时，配套出台容错纠错机制，大胆为干事创业的基层干部撑腰鼓劲。

文/沈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