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都大伟

如果说，读了前人的书，就是欠了前人的债，那么写作就是在还债。有心甘情愿做这债务人的，也有为了温饱生计被迫欠债的；有心甘情愿主动还债的，也有为了温饱生计被迫还债的。18岁之前，欠债还债都比较被动；18岁之后，基本上有了主动欠债的自由空间，欠得多了，即便没人催还，自己也不好意思，于是效仿古人恭恭敬敬地玩弄一下文字，逐渐涉猎不同的文体，好歹也能稍微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当然，有一点我还是心知肚明：这笔债这辈子都不可能还清。读写同行，写得愈多，要参考的书目材料愈多，且愈发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和进阶的困难。这种认识日渐清晰，以至于后来每每敲键盘时，脑子里就会执念般地冒出大江健三郎勾勒的那个神奇路线图——“从书呆子变成读书人，再从读书人变成知识分子。”当然，我还没到神经质地默念这句话的程度，不过感觉也快了。之所以把这句话作为脑门上的符咒，那是因为长大以后虽然打消了无灾无难到公卿的奢望，但确实还残存几分做知识分子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从做书呆子开始的——从书呆子进阶到知识分子，如果你忠实地遵循那个三步路线图的话。

当然，既然提到书呆子，就要给这个概念稍微正正名了。硬要说书呆子是袖手清谈、不通世故、百无一用的一群人，当然确实可以这么理解。但说实话，这种书呆子真真是当下这个时代的稀客，跟19世纪的智者纳坦一样。那么硬要把这样一个人畜无害且物以稀为贵的小群体拉出来当靶子猛烈开火，这是很令人生疑的。更值得一讲的是另一种书呆子，你从很多立德立言的大家身上就能轻易嗅出那种味道——他们似乎都有点儿呆气，这种呆气就像白纸浸油一样，呈现半透明状态。譬如季羡林先生认为自己“胸无大志”，钱锺书则是公认的“痴气旺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们既能心甘情愿地欠债，做个书呆子；也能倾尽一生心甘情愿地还债，做个知识分子。

人生第一次心无旁骛地当一回书呆子，这是在18-22岁之间。18岁之前大部分时间也在悬梁苦读，但那多半并非心甘情愿；22岁之后即便养成了心甘情愿的心性，却再挤不出那么多时间了，少数人忙着还债，多数人会把欠下的一屁股债忘得一干二净然后溜之大吉。可惜，第一次做书呆子的机会常常得不到珍惜，往往是等到七嚼八咽了那段斑驳杂糅的时光，惊恐地发现筋骨未长，才回过头去乞求赫耳墨斯在人间旅途上的反刍。最终收获的，也只是一份“明月夜、短松冈”式的怅惘。

不过，话说回来，第一回当书呆子总归是吃下去一些东西的，而且还是你在庸常的生活中所无法享受到的奇异珍馐。最终结果是，你会从做书呆子的过程中经历日常生活中已渐渐消亡的情感。读完《悲惨世界》的十一年后，夜里梦中还常常出现那个场景：当了市长的冉阿让，深夜踟蹰纠结于是否自首；另一个例子是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其实那是一部篇幅甚短却让我多次读到一半就心痛到读不下去的小说。每当读到类似这种心绪不宁的程度，书呆子也可以选择定定心，换读大仲马的冒险小说或博尔赫斯的哲学散文。所以书呆子们可能确实袖手清谈、不通世故、百无一用，但大概率还是情感丰富的。

书呆子写文章，常被质疑“掉书袋”。但问题是，“掉书袋”不是非黑即白的肯否性问题，而是在一条光谱上逐渐移动的程度性问题。

实际上，我们无法把世界上任何一篇文章清晰归入“掉书袋”和“不掉书袋”两类。极端点说，那我们写文章就完全不掉书袋了，通俗易懂，妇孺老幼皆可零门槛诵读之，比如军阀张宗昌的“大炮开兮轰他娘”就是这个水平，那真的好吗？事实上，作家写东西，或是掉书袋掉得多，或是掉书袋掉得少，完全不掉书袋的中国作家，据笔者所知只有崔八娃和高玉宝两个人。

对此，王蒙先生也讲过类似的观点：作家应该同时要成为学者，将文笔才华与专业学识相结合。为此，他还批判了铁凝《大浴女》语言内容的庸俗化。在王蒙先生说的这一点上，做得比较好的是周作人和钱锺书——特别是钱锺书，要说掉书袋，没有哪部作品能掉得过《围城》的；要说炫技，书中鸿渐写给遯翁的那封信堪称炫技典范。可这并不影响《围城》位居20世纪中国小说排行榜前十名。所以不能因为有掉书袋之嫌，就否定一篇文章、一本书。

杂书冷书闲人书，书书入耳；写东写西写南北，字字入心。第一回做书呆子的经历也是不成系统乃至不成体统的，但若有闲情逸致的角落去享受一把“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感觉，岂不与古人一起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