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提交二审，草案二次审议稿增加了与疫情相关的文明行为要求，包括在公共场所咳嗽、打喷嚏时遮掩口鼻，患有流行性感冒等传染性呼吸道疾病时佩戴口罩，用餐实行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等内容。（3月26日 人民网）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里说的这些事情，其实并不新鲜。只不过是，在以往的时候，“流感须戴口罩”等等，只是一种“文明倡导”，需要反反复复提倡，需要反反复复提醒，需要苦口婆心劝说，处在了一个“你接受也行”，“你不接受也行”的境地，对于其他市民而言，如果没人遵守，也只能是谴责谴责而已。而有关部门也没有办法处理了，只能是一声叹息。

当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于“必须戴口罩”是铁腕落实的，所有地方都要求“出门必须戴口罩”。但是，这只属于特殊情况的特殊处理，并没有详细法律规定，只能从“防疫法律法规”的角度模棱两可执行。疫情防控期间，有的小区居民比较任性，出门就是不戴口罩，当防控人员约束时，他们会说“有法律规定必须戴口罩吗”；某地一家医院的院长，因为出门不戴口罩和防控人员发生了纠纷，他说“不戴口罩是我的自由”……

固然，这些行为最终都受到了处理。问题在于，正如一些人所说，哪个法律规定“必须戴口罩”了？这还是疫情时，假如只是普通的流感，那么要求公众戴上口罩则会更难。即便是普通感冒等等，也需要多些健康的、卫生的生活习惯和理念。这其实是社会治理的尴尬，一个方面是为了确保安全，出门戴口罩是必须的，一个方面是，出门戴口罩却没有法律依据。法治时代，需要让社会治理更能体现法治精神，而不是“特事特办”。

因此说，北京市将流感须戴口罩写进法条，是一种积极作为。这将从法律的高度，保障社会治理的师出有名，让社会管理能够硬气起来，念好社会治理的紧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