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着重大打击的餐饮业正陆续恢复堂食营业，但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堂食就餐密度明显降低。面对成本压力，有的商家直接提价，有的商家偷偷缩减了菜品分量，这也让不少满怀期待的消费者感到难以接受。这不禁让人提出一个疑问：疫情期间餐饮业的惨重损失该由消费者来埋单吗？（4月8日 《北京日报》）

有网友评论称，“这哪是报复性消费，分明是报复性涨价”。此言差矣，且不说两者并不矛盾，甚至还可能因为消费者的“报复”，直接催生了经营者的“报复”。双方“愿打愿挨”的平等交易，也不必联想到为疫情损失埋单——就算没有疫情，还不是想涨价就涨价？

市场决定的价格，不应贴上道德的标签。就像茅台和苹果手机卖得贵，主要是出于供求关系的影响，品牌方敢于卖得贵，消费者乐得掏钱追捧。广泛竞争存在的背景下，有的拼价格，有的拼服务，有的靠质口碑和品牌保持高利润率，经营者与消费者各取所需，无可厚非。

疫情带来巨大损失不假，餐饮企业更是首当其冲。除了几个月无法正常营业之外，开门后的经营成本也有明显上升：招工难带来的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就餐密度拉大带来的客流量下降，加上特殊时期与防疫有关的物资采购和环节增加，都使得维持原有利润率变得艰难。正基于此，商家一直以来的提价冲动，此时可能变得更加强烈，区别就在于敢不敢涨价和涨多少。

对于广泛报道、已经提价的海底捞和西贝莜面村来说，都属于大型连锁餐饮企业，更是不折不扣的餐饮头部企业。相比于普通餐饮机构，他们多数门店都在一二线城市，目标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较强，且更看重品牌和服务，对价格变化不是特别敏感。尤其是在压抑了几个月后，很多消费者都有“报复性消费”的倾向，而连锁企业的防疫措施又更加令人放心，加之部分门店尚未开业，就使得这些企业在“供不应求”的背景下，很容易做出涨价的决定——他们的品牌定位决定了，减量不是上佳选择。至于6%左右的涨幅，很可能只是一种试探，如果多数消费者表示反感，或者很多人受疫情影响消费降级，也不排除在一轮“报复性消费”之后，企业又把价格降回去。如何利润最大化的账，没有谁比企业算得更加精明。

当然，有两种情况下的涨价是需要干涉的。首先，集体串通涨价不允许为。如果不同餐饮机构背后串通，或是在餐饮协会的组织下，几乎同时、同幅度提价，就是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利用自身地位妨碍市场竞争，无疑会坑害消费者权益，理应得到严惩；其次，如果有政府补贴，也不应擅自涨价。譬如，多地通过发放消费券刺激经济，消费者凭券可以打折消费。本质上说，这是拿财政收入补贴消费者和商家，如果商家一边享受着政府补贴带来的实惠，反过来却又暗自涨价，就会消解消费券应有的作用——消费者还是以原价消费，甚至以为打了折实际却“吃了亏”。如此一来，消费券成了单方面对企业的补贴，不仅对其他企业不公平，也难以起到刺激扩大消费的作用。

相信市场规律的作用，不因涨价对企业进行道德评判；尊重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也要保证消费者、纳税人的权益和行业秩序不受侵犯。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应对市场波动的正确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