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湖北襄阳市对违规垂钓实行失信惩戒，中国电信江西省欠费信息纳入个人征信系统……近年来，闯红灯等等，往“征信”筐里装的越来越多，从经济领域到社会领域再到干涉个人生活，“征信”的边界究竟是什么？（10月18日 《新京报》）

引起网友热议的手机欠费行为其实是电信制度积弊许久的后果。在如今全网互联的时代，强调“简政放权”、一体化办公，各地在技术的帮持下联合成一个“村”。然而注销电话卡仍旧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到本地营业厅办理，而对于异地不便的民众来说，来回的时间、经济成本是巨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宁愿成为电信公司的“黑户”，也懒得办理注销业务。而自行停止缴费会面临停机和持续计费，动辄上百的话费，让欠费的行为“积重难返”。把电信制度的难题丢给“征信制度”去解决，是对民众的不负责。

其实，道德标尺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的根本。很多的缺德行为，其实来源于社会资源缺乏、社会管理不足，而不是“人性本恶”。食堂抢饭、公交抢座，这些不被提倡的道德乱象，随着社会发展渐渐减少，因为这些行为不仅仅是来源于文化教育、道德共识缺失，更来源于经济发展不足，社会资源供应失衡。没有解决问题根本，却用道德标尺要求民众忍耐不便，对社会发展无益。

“征信”这个筐，装不下社会问题的根本，也不是懒政的包装纸。“征信”的初心是避免可能存在的利益纠纷，不是限制民众的枷锁。对于不同的社会不良现象，需要行政部门针对性地细化政策、解决根本的问题，而不是用“征信”“一筐装”“一刀切”。

文/伍玉媚（重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