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杀猪,一个拿盆”，是家乡的一句土话。此话多用于父母教子无方，比如，孩子贪玩不做作业，就一打一骂夫唱妇随，好比小时候老家过年杀猪，几个壮汉抓猪上案，屠夫拿杀猪刀，助手拿盆接血。我引此语当然意在借喻，若将“杀猪的”喻作凶手，“拿盆的”则相当帮凶。

三个成群，五个结党。没有“拿盆的”鼓励纵容，“杀猪的”独木难支，往往不是难达目的，便是选择罢手。拿父母罚童说事，通常冲动之下夫欲动手，若妇喊打，夫或真下手；若妇递棍棒，夫会狠下手，不然“父威”何立？殊不知，打人没有吓人凶，多半时候，夫本意只是狠话吓子，并非真想动手，因为有妇助阵，夫便无回旋余地。要命的是，“一个杀猪，一个拿盆”虽手法不一，然酿致后果殊途同归，非但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甚或构成违法犯罪。

谈判桌上屡试不爽的“红白脸策略”，就是利用对手既想与你合作，又不愿与有恶感对方人员打交道的心理，安排两人分别扮演“红脸”“白脸”角色诱导对手妥协的策略。其实战要领在于，“白脸”一般扮演强硬派“放炮”人物，态度坚决寸步不让；“红脸”则扮演温和派收场人物，既拿“白脸”当武器压制对方，又与“白脸”积极配合，巧妙撮合双方合作达成对己有利协议。说穿了，此策被奉为圭臬并广泛应用，正是其可规避“一个杀猪，一个拿盆”的破坏效应和多失恶果。

设若说，民事行为上“一个杀猪，一个拿盆”，导致危害后果尚且可控的话，在社稷外交事务上“一个杀猪，一个拿盆”，则有可能导致不可估量毁伤后果。如果把二次大战发动者希特勒比作“杀猪的”屠夫，戈林、戈培尔、曼施坦因、古德里安、隆美尔、勃洛姆堡、冯·博克、古斯塔夫·凯特尔、希姆莱、海德里希，被称为希氏手下的“十大帮凶”就是“拿盆的”。可以说，希特勒这个“杀猪的”犯下罄竹难书滔天罪行，这些“拿盆的”也“功不可没”。

戈培尔歇斯底里帮助希特勒疯狂鼓吹法西斯主义，用煽动性演说实施精神控制也好，“东方戈培尔”日本法西斯之父大川周明疯狂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声嘶力竭鼓吹忽悠大和民族神族论和粉饰侵略战争亦罢，两个恶魔主动甘当“拿盆的”，其实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变态妄想和卑劣私欲。封建专制史上那些“拿盆的”奸佞之所以主动纵恶，助推“杀猪的”昏君暴戾亡国，动因何尝不是如此。

有人用被动为“拿盆的”开脱，其实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经典判例柏林墙守卫案中，射杀攀墙西逃青年的东德卫兵因为杀人罪，被法庭判处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被告律师辩称，他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义正辞严地反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为唾弃某某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准则，是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无视的。自然法永远高于社会法。可见，正常人完全可以凭借心智良知规避沦为“拿盆的”帮凶。一样道理，现实中不少“拿盆的”倒霉蛋，也因为“执行命令”导致侵害后果而受到法律制裁。冤枉乎？一点不冤枉。

防“拿盆的”，固然需要仰仗个人人性复活、道德觉醒和良知回归之自律，归根到底，还得依靠好的制度约束之他律，将人性之恶和权力之恶关进制度笼子。试想，没有“杀猪的”，哪来“拿盆的”？“杀猪的”呜呼哀哉，“拿盆的”还会阴魂不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