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红星新闻报道的“无法安葬的20岁大学男生：母亲讨要‘死亡证明’16年，尸体保管费已近20万”引发广泛关注。报道发布后，有好心人同情死者母亲胡月琴的遭遇，向她捐助了20万元。11月15日，胡月琴告诉记者，已经给儿子举行了告别仪式，并进行了遗体火化。（11月16日 《成都商报》）

据了解，2003年4月上海，胡月琴的儿子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随后病情恶化，在53天后去世。为了给儿子治病，她花了40多万元，但还是欠医院12.4万元医疗费。胡月琴说，因为欠医疗费，医院一直不开具儿子的“死亡证明”。“没有死亡证明就不能销户，不销户就不能拿到火化证明。没有火化证明不能火化，也就不能安葬。”

不可否认，“欠债还钱”属于常理，医院希望追回医疗费的初衷可以理解。可《上海市医疗机构病人遗体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病人死亡后，医疗机构应当开具《医学死亡证明书》。”“拖欠费用”是债务问题，“提供证明”是法律义务，二者不该并联看待。为了追讨费用，拒绝开具“死亡证明”，终究说不过去。

“自古道盖棺事定，入土为安。”对一个家庭来说，孩子长期无法下葬，情感伤害不小。拖欠医疗费，又还不清尸体保管费，债务压力势必会越来越大。可以说拖得越久，收回医疗费的可能性越小，至此院方又难免背上不小的道德压力及法律压力，总体上看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

不过，站在院方的角度，不开具《死亡证明》，也有其无奈感。毕竟近二十年前，相关法规制度不够完善，医院毕竟不是执法机关，倘若病人家属拖欠医疗费用，院方即便付出不少的维权力量，也未必能将款项追回来。双方之间缺乏信任基础，又没有充分的法律法规提供处理依据，误会也就越来越大，渐渐成了一个“死结”。

实际上，因拖欠医疗费，医院拒开死亡证明的案例虽然不多，却也现实存在，胡月琴的遭遇并非孤例。有媒体报道，2009年7月，沈阳的小李在医院内跳楼，虽经抢救仍不幸身亡。由于家人拖欠3万元医疗费，医院表示不交钱就拒开死亡证明。同样的情况，近几年也偶有出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完善相关法规机制，进一步明确医院方面出具死亡证明的义务，强化医院依法维权的能力。让医院在处理相关问题的时候，有法可依，能依法要求债务人偿款，将债务的问题与下葬的问题区分开。同时，优化殡葬机构、公安机关、社区居委会处理流程，进一步实现数据共享，让亡者不必等待证明。

一个青年人2003年至今才得以下葬，终究还是太久了。是否开具《死亡证明》，不该让任何人纠结。相关机构还是有必要投入法律资源给予完善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