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倩梅

2月16日，上海尤安巨作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1996年出生的设计师赵磊被曝或因加班过度在出租屋内猝死，引发舆论关注。（2月22日 红星新闻）

不知何时，员工加班猝死事件频发。“B站员工春节猝死”“字节跳动28岁员工猝死”……此类新闻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心。事件中的当事人有90后，甚至95后，一个个年轻鲜活的生命与猝死的字眼并列实在是诧异又讽刺。

与此同时，用人单位的责任认定成了难题。认定工伤一般需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三个要件。此事件中尤安设计向媒体三连否认：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地点、非工作原因。因此，判断过度加班与员工猝死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认定主体责任，还需医学、司法等的厘清。

此前互联网行业曝出猝死事件后，其“加班文化”“狼性文化”成为众矢之的。此事件中，对建筑行业内非自愿签署加班协议、克扣年终提成、过度加班等质疑也甚嚣尘上。我们应当警惕人的生命与尊严匍匐于这种“无法产生质变的量变”。

过劳状态下“打工人”的生活境遇值得关注。从生理层面讲，排除极端情况的猝死，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鼠标手、失眠等问题成为上班族的“职业病”。从心理层面讲，“上班996，生病ICU”等铺天盖地的自嘲，也折射了大众对自我整体性的否定。

8小时工作制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是法律赋予的权益。保护劳动者权益不能靠用工者的自律，不能靠劳动者的自保，更不能靠舆论的自发，最可靠的还是法律的保护和监管的到位。唯有如此，才能废除这种“自愿的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