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昆成（华中师范大学）

多年来，“高价彩礼”作为婚俗中的一种现象，一直引发着广泛关注和争议。近日，“男生被要28.8万元彩礼写信给县长求整治”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据悉，该名男生因对象所在的镇原县彩礼过高，而在信中恳请镇原县用强有力的态势整治高价彩礼。（7月5日 《大河报》）

其实，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类似的建议并冲上了热搜，即“农村地区推行低彩礼零彩礼”。笔者在当时写了一篇名为“‘彩礼’问题的关键不在‘彩礼’上”的评论文章，其主旨“强制推行低彩礼、零彩礼不可取”。理由有四：其一，“彩礼”作为传统习俗，有情感价值交换的功能；其二，面对着男尊女卑的社会状况和家庭结构，“彩礼”有一定的调节功能，是男性对于女性让渡权利的补偿金；其三，对于在经济落后地区的男性，“彩礼”是提高其婚姻竞争力的手段之一；第四，与“彩礼”对应的有“嫁妆”，都可以视作为小家庭的“起始资金”。四点总结起来的意思就是，“彩礼”之下还有更深的问题。

这并不是为“彩礼”作辩护，“彩礼”无疑有着罪恶的一面，一方面让一些男性心安理得地接受妻子权利的让渡，另一方面也有的女性只见“彩礼”，而不见为“彩礼”所牺牲的权利。

但靠表面上消灭“彩礼”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彩礼”只是病根上的一种症状。病根是什么？是错综复杂的男女平等问题、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问题。这大致可以分成罗素在《幸福婚姻与性》中所说的两种基本制度：家庭制度和经济制度。他在这本书的导言部分也提到了对“制度变革”的看法：“改革者和反动分子没什么两样，他们均习惯于从该问题的一个方面或最多两方面进行考察。能够把私人视角和政治视角结合起来的，就尤其罕见了。”同样的，如果对于“彩礼制度”存在的利弊进行权衡考虑，只是看到了缺点就否定，看到了优点就肯定，都是不符合辩证思维、不符合科学的看法。强力整治高彩礼或许对于某一个人是很好的，但从大局来看未必有利于地区发展。对于农村落后地区，实行“低彩礼”甚至是“零彩礼”，或许会对该地区“光棍”群体整体婚姻竞争力构成毁灭性打击。

整治“高价彩礼”的两道坎，一道在经济，一道在家庭。“不平衡不充分的经济发展”很好理解，不同地区、人群的经济水平不同，导致“彩礼”成为地区、人群之间的一种调节手段，可以为弱势男性群体增加“筹码”。江西“高价彩礼”的产生原因之一，就是“环江西经济带”的形成，江西本土男性的竞争力比较起来就有所下降。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共同富裕”，坚持更加平衡地发展区域经济。

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就是男尊女卑、讲究“继承香火”的社会，而现在仍有不少人持有这样的观念。生物学上男女出生的概率差不多，但为何中国大陆的男性比女性多了三千多万？为何一些“彩礼大省”往往是排名前列的男女失衡省？“重男轻女”是父权社会的积病，而这积病的病根就在于传统的“继承香火”观念。

为何只有男性才能继承“香火”？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中国的“家”是一种“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按道理一个父母生出来的子女，姓氏也相同，应该与父亲这个波纹中心的距离是相同的。但现实却是男性得入宗祠，女性即使同姓也是“外姓人”——因为从性别角度，“女性”没有和“男性”摆在一起的权利。

“婚姻”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女子变得“里外不是人”的仪式。“婚”来自女性要在黄昏时出嫁，“姻”的本义则是“女婿家”，“女之所因（凭借），故曰姻”。女性嫁了出去也不会成为其“本家人”，只能成为族谱谱系上代表“香火继承”的一个符号。

这样姓氏主导下的“香火继承观”有必要存在吗？或许对于古老的父权社会有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父亲无法保证妻子的子女与其有血缘关系，所以靠保证妻子的贞洁来间接保证子女继承的合理性。但在今天，即使让子女随母姓，甚至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姓又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吗？难道靠性别或者姓氏就可以决定子女与自己之间的亲疏吗？难道不可以用情感的亲疏来决定“香火的继承”？难道就一定要让女性“嫁”，而不是两人一起组成一个新家庭？

如果这样的问题没解决、没协商清楚，如果女性在婚姻中继续处于弱势地位，既需要出门工作，又得负责大小家务，还得肩负“香火继承”的责任。那么即使消灭了“彩礼”，又有多少女性愿意结婚、愿意生育？或许，也只有前面的问题解决了，“彩礼”才能回归到表达期盼的本义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