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熙媛 (南京师范大学)

得闲观《辛德勒的名单》，感慨万分。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二战时期在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中，一位德国商人辛德勒思想转变、保护犹太人的故事。

起初，作为较为成功的资本家，辛德勒对战争的态度是完全功利化的。他甚至觉得战争于他而言大有益处。他的想法甚至类似于纳粹军官，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把犹太人，把这个种族当做与自己平等的自由族群，而是蝼蚁。

不仅是军人与资本家。儿童对犹太人的态度是真正令人寒心的。他们在犹太人收拾行李赶往犹太区的途中扔着石头，喊着“goodbye Jews”，在犹太女工被送往奥斯维辛的途中行“割喉礼”。他们是否清楚，自己眼中的仇恨与轻蔑，掩盖住了本应有光的纯净的孩子的眼睛。孩子们建立世界观的这几年，在尚不明确什么是宗教信仰、资本争夺之时，生活在肆意又残忍的言语、行为构筑出的环境中。这场纳粹屠杀，在残害了犹太人种族之外，是否也在残害自己的下一代？

与之相对，影片中出现了一抹红色。可惜不足够鲜亮，也无法当做旗帜。懵懂又困惑，见到女人踉跄着被推出来只是偏了走路方向。见到一群犹太人被串成一串进行枪杀，甚至边走边回头地静静看着。她的在影片中的结局，是被埋后又挖出来随着传送带掉进焚烧炉。集中营进得来，出不去。

这段历史没有颜色，只是黑白。这个女孩儿的出现，是跳脱历史的第三种颜色。在她身上好像没有任何情绪外泄。身处局中的她比带着历史情感趋向的后世观众看来，更像是局外人。在历史大背景下我们的态度一退再退，甚至忘了反思，这种状态，才是最平凡的群众中，这个年纪孩子应有的常态。

为什么把这个姑娘圈出来，打破框架，跳出群像刻画。在我看来，正如王开岭先生提到的，“打捞悲剧中的‘个’”。

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中认为，我们今天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在南京杀了三十万人，实际上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

结合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拍摄手法，从辛德勒思想转变前，多用中远景、框架，让观者产生距离，到辛德勒与纳粹军官阿蒙的谈判，到40％手持摄像机拍摄的近景特写，引导观众入戏与抽离。这都是在暗示，他们不是一个种群，而是某个人的儿子、丈夫、父亲，是某个人的女儿、妻子、母亲，是和荧幕外的你我一样的一个人，加一个人。

因此，战争结束时，一直处变不惊，沉着又游刃有余的辛德勒，踩在了情感平衡线边缘，说着本可以一辆车再换十个人，一个纯金胸针再换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再质疑他将人物化与抽象，而是和他一样，被肩上那些，一个个鲜活又沉甸甸的流逝着的生命压得直不起腰来。我们都明白，辛德勒在六百万死难者之中拦腰拉回来的1100个个体，不是微不足道的多少万之一，而是1100个世界。

历史过去了，世界仍然会回归本来的色彩。辛德勒的希望是那个女孩儿唤醒的，历史的希望是辛德勒守护的。无尽的花可以永远鲜红，而辛德勒也永远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