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婷（西南科技大学）

近日，媒体人胡锡进就“男子火车上被持刀杀害事件”提出：“一个人自保可以理解，全车人不敢制服单一凶手就是问题。互联网上这么多人一起宣扬自保主义，是悲哀。” 对此，@中国新闻周刊发起微博投票#你会毫不犹豫见义勇为吗#，在2.5万网友投票中，54%的网友表示“有后顾之忧，不敢见义勇为”。（5月9日《中国新闻周刊》）

投票结果随即引发热议。人们缘何不敢见义勇为？对此，有网友表示：见义勇为的风险太大，普通人见义勇为的风险需要制度加持。这一观点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毕竟，见义勇为者蒙受指责甚至冤屈的案例并不少见。比如，在2017年的“男子心肺复苏压断老太肋骨遭索赔”案件中，见义勇为的药店老板孙向波，在经历了近四年的舆论喧嚣后才等来了正义的审判。

早在“老人摔倒该不该扶”成为普遍的社会议题之时，如何使好人更放心地伸出援手、见义勇为，便已成为值得全社会深思的问题。但直到现在，问题依旧难以解决，见义勇为的风险依然存在。在笔者看来，若要将这种风险降至最低，行之有效的法律、行政管理和积极的舆论导向缺一不可。

在法律层面，有关保障已经出台。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便明确指出：“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此后，2019年3月通过的《民法总则草案》再次指出：见义勇为者出于保护他人法益的目的，可以采取施救行为，且在合理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此类有关见义勇为的法律被誉为“好人法”，其出台和完善，不仅弥补了我国现阶段相关法律的空白，还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行善者的后顾之忧。

在行政管理层面，有关部门在维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上，应当建立完备的调查机制，并在执行的过程中有的放矢。在不少见义勇为的事件中，由于证据链缺环，事实真相难以厘清，致使救助者在被“反咬”时百口莫辩、无处上诉。若有关部门在调查时，粗暴地将所有因风险带来的责任摊派给救助者，无疑是对人们见义勇为的潜在“劝退”。毕竟，当人们遇到危急情况却首先考虑责任问题时，谁又能保证还有多少人敢于伸出援手呢?

除了行之有效的法律、行政管理不可缺少外，积极的舆论导向对于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也大有裨益。当社会对好人和善行的信任变得愈发稀缺时，当“乐于助人是一种美好品德”的社会共识被逐步撕裂时，当一个个行善者屈服于充满猜疑和中伤的流言蜚语时，好人行善将不再变得安心，而这最终的“恶果”，将由全社会共同承担。解铃还须系铃人，若要斩除这一“恶果”， 需要每一位参与其中的民众在事件发酵时保持善意和理性，提高媒介素养，共同构建社会信任的大厦。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理应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的良好风尚，但其真正实现需要建立在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唯有如此，见义勇为者才能真正敢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