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腾宇 (重庆大学)

从20世纪初的敦煌文物流失事件，到以近日《海关拦下两件禁止出境的文物》为代表的报道（澎湃新闻），我国文物一直在流失。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其原因无外乎鉴于历史价值的被动掠夺、经济动机的主动发卖，这可见于《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国宝流失百年祭》《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实》等书的记述。

如果说战乱纷争时期国之重器的流失是民族屈辱的象征，那消费主义观念下的走私文物就更为情法所不容。因为正如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所说：“事实上倒是有更多的无比伟大美好的东西，在无情时间中终于毁了，埋葬了，或被人遗忘了。只偶然有极小一部分，因种种偶然条件而保存下来，发生作用。不过不管是如何的稀少，却依旧能证明艺术不朽和永生。这里既不是特别重古轻今，以为古典艺术均属珠玉，也不是特别鼓励现代艺术完全脱离现实，以为当前没有观众，千百年后还必然会起巨大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耗损了社会存立的根基。

一方面，文物携带的信息可以汇集成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史，与史书记载相印证，更真实地呈现出“二十四史”的样态。按E.H.卡尔所说，“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我们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现实种种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会同过去一样存留于以后，过去与现在的共同状态使往昔具有镜鉴意义、使当下具有参照价值，联通其中的文物打破时间限制，在两相互动中见证着历史的是非真伪、现实的荣衰起伏和未来的可能与否。

另一方面，每件文物都不仅仅是器物，其中还寄寓着设计者、制作者以及收藏者的情绪、意识，“一块顽石，一把线，一片淡墨，一些竹头木屑的拼合，也见出生命洋溢。这点创造的心，就正是民族品德优美伟大的另一面。”按照C.W.西拉姆对“我们为什么要探讨过去？”的意义的阐释，“让干涸的泉源恢复喷涌，让被人你忘却的东西为人理解，让死去的转世还魂，让历史的长河重新流淌，因为这长河沐浴着所有的人。”文物中的生命意识，不仅是一个民族历经朝代更迭、荣枯起伏仍能生生不息的见证，还是我们今天进行民族复兴的文化内生力。

所以，无论是近几年央视推出的《国家宝藏》节目，还是新近上映的动画影片《逃离大英博物馆》，都通过赋予文物人格化的特征，呼唤“保护文物”“文物回家”。特别是后者，讲述了一百多年前流落敦伦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在春节前苏醒，因思念祖国准备“逃离”回国的故事。但是，在一边回家一边流失的情况下，文物何时才能情归故土？此前流失的文物在今天通过外交归还、司法诉讼和民间购赠等方式开始回家，那当下流失的文物又在何时归来？流失海外的文物又是否都能归来？这是出于民族情怀的反问，也是对文物流散和走失现象的疑问。

将历史与现实结合来看，“文物回家”应是一个两面性实践，不仅要从海外寻回国宝，还要从不再流失做起。这是完善相关法律、提高公民意识的必要，也是民族文化复兴的需要。不过需要警惕的是，西方多家博物馆曾在2002年联名发布了《环球博物馆价值宣言》，以“文物国际主义”为由拒绝归还文物。这钻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理念的空子，而我们应当清醒意识到，无论是从“民族”走向“世界”，还是以世界视野来定位民族特色，其言说位置首先在于本民族，而不是抢占该民族的所谓的“国际主义保护者”。

“谁在收藏中国？”，唯一答案应是中国，具有主体性的“世界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