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西蒙

最近细读元史，发现在史书的犄角旮旯里，有个叫范孟的底层小吏。他的知名度极低，却很有分析的价值，其生平事迹，简直就是古代职场霸凌受害者的典型。

范孟事件，简单来说，就是一场职场霸凌受害者的反击战，只是他采用了极端的、暴力的手段，对加害者进行报复。这残酷的手段，也映照出其内心的心理问题。其中有很多历史的教训，既有组织管理上的，也有人格心理上的。

在一个组织里，上级与下级本不该是相互猜忌与对抗的关系，只有双方互利共赢，才能维持整个体制的有效运行。但是，在现实中，总有一些上级不把下级当人看，门第、血缘、地域等因素都影响着上级的主观因素，这就会导致用人不明的普遍现象。而且，如果上级没有足够的人格魅力与工作能力，就很难令下级信服，若再不能有效管理下级，就更不配成为上位者了。像范孟这样的底层小吏，实在算不上什么官，在一个衙门里干活，也难以得到衙门里老爷们的尊重，更谈不上重用了。

上级德不配位，且不体恤下级，难免会招致下级的反感，极端情况下还会出现暴力复仇事件。一个庞大的系统不可能毫无征兆地突然崩溃，范孟事件也并非没有征兆。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说，范孟事件并非不可避免，或者能以非暴力的形式出现。

首先，就是组织里的领导，尤其是有人事决定权与参与权的官员，应该真正做到公平、公正，不能仅凭个人好恶与关系远近来决定官员的任免。对于范孟这样来自底层的小吏，其实上级官员只要给他一定的体面和待遇，他可能就会感恩戴德了，根本不可能、也不敢产生反叛思想。但是，现实往往是冷酷的，范孟遭到了不人道的对待，面对着重重压力，他不仅没有变得俯首帖耳，反而滋生了强烈的抗争念头。这显然是组织管理上出了大问题，而不能仅仅归咎于范孟个人的偏激思想。

再者，组织管理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管理，更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靠着关系去维持一个庞大组织的有序运行。元朝不重视科举，儒家知识分子很难通过科举来做官。仅靠权力的淫威去恐吓、压迫下属，是无法长期维持体制生命力的，只有让官员的选拔、使用都合乎情理，有章可循，而不是搞“暗箱操作”或“出身决定论”，才能真正避免范孟事件的发生。

从心理病症分析的角度来看，范孟的人格虽然倾向于自我压抑，符合压抑型人格的特征，但从有限的史料来看，他在官宦生涯里，事实上长期处于一种“边缘人”的状态，更倾向于“边缘型人格障碍”。它的英文全称是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简称为“BPD”，在等级森严、人际关系紧张的环境里，人更容易患上这种心理疾病。当一个人长期的失望、低沉、愤怒情绪得不到宣泄时，就有可能走向极端，戕害自我或伤害他人。越是在严酷的环境里，患有这种心理疾病的人越多，很多人都会有强烈的压抑感和不安全感，而且会将自身的不愉快归因于他人，并不会从自身找原因。

现代精神病学的创始人、德国科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在科学上证实了偏激型人格的存在；边缘人格与之息息相关，往往会在特殊情形下，认知和情绪过激者，会成为边缘的、极端的人，乃至以暴力伤害自己与他人。当然，分析范孟的心理问题，不能仅从心理科学的维度来看，任何心理问题都不能脱离时代环境；更何况，范孟是一个很典型的被驯化的人，他的所想所行，无法脱离他所在的环境。

如果能以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想必范孟是不会走上暴力反抗之路的。就像《水浒传》里的林冲、杨志等人，在被高俅等恶人欺压之后，首先想的是怎么息事宁人，甚至想讨好欺压他们的人；但是，就是这么卑微的做法都无法换来安稳的生活，最后还是被逼上梁山。范孟的武功比不上小说里的好汉们，但他的心路历程却与他们类似，只是他不愿意选择一条先上梁山再被招安的道路，而是直接谋划反叛，拼尽全力争取夺回自己的尊严。

然而，范孟有可能存在的“边缘型人格障碍”问题，让他很难走得长远，他在极端之路越走越远，直到连自己都无法克服内心的躁狂之气，变得越来越偏激。

这是读史者需要格外注意的地方。以暴制暴，恐怕并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职场霸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