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德霖 (西南大学)

4月9日晚，话题#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联合举报导师# 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发消息称，北京邮电大学15位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存在师德师风问题。网友晒出的内容显示， 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写的举报导师郑某PDF，一共23页，引发关注。（4月10日《环球时报》）

举报内容称“该导师差遣实验室同学做了许多科研以外的事情，如长期代取大量快递，替其开车接送朋友、家人，去其家里打扫卫生；为其女儿做作业、接送上下学、在其女儿参加重要考试时代为作弊等，严重阻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学术研究工作。”在引发共情的同时，人们不由得感慨本该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竟变成了无情剥削学生的资本家，给本就承担着科研压力的学生强加上一座又一座的大山。

此次事件虽仍在校方的调查之中，但却已经给本就深陷舆论漩涡的高校科研界又蒙上了一层“羞耻”之纱，造成的影响不可谓不恶劣。年初的华中农业大学“黄若飞”事件殷鉴不远，现今这封举报书无异于再度敲响的警钟，提醒高校及社会各界，要重视实验室内外的师德、师风问题，莫让“有毒”导师污染了本该清朗的象牙塔，动摇了学术研究行稳致远的根基。

师德、师风问题或者更为具象的导师对研究生的压榨现象，似乎一直在人们屡见不鲜的目光中频频发生。诸如2019年南京邮电大学一研究生就因不堪导师辱骂与压榨而愤愤自杀，同年的西安交通大学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在导师日复一日的学术压迫下，如此困境中的学生们科研热忱被浇灭、理想之光被遮蔽、人格尊严被践踏，那一封封的举报信与遗书不但是学生对学术清明渴求的体现，更是在悬崖边爆发出的鱼死网破般的哀鸣。由此观之，导师压榨之害可见一斑。

导师压榨现象层出不穷的背后暗含着现行教育的某些弊端。首先，是导师的职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给了不少毒导师以操作空间。某些道德意识淡漠，急功近利的导师，可以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为自己的课题、项目打工，或者做一些私事。同时相关学生囿于导师在自己出国、留学、毕业等层面的重要话语权，不少都选择了息事宁人和默默承受，这又进一步助长了毒导师们嚣张气焰。其次，学校对涉事导师的追惩机制并不完善并且往往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不少学校的处理，基本都是取消该教师的研究生导师资格或者研究生招生资格，至多将其停职检查。如此的处理，显然浇不灭某些导师对压榨学生的热忱。

为了解决导师压榨层出不穷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明确导师的职责边界、规范导师在科研中的具体行为准则及奖惩机制。对导师职责边界的明文规定不但能让相关学生在维权过程中“有法可依”，让导师们在事前投鼠忌器，更可以为公众就该类现象的讨论搭建一个明确的框架共同为促进学术公平集思广益，不再局限于对“毒导师”个人的价值评判上。正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所言：“在某些发达国家的大学里，导师不能布置学生与完成学位论文无关的任务，如果让学生为自己的项目、公司‘打工’，必须获得学生的同意，并按规定支付报酬。如果导师越权布置任务，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学生可以向学校的教授伦理委员会投诉，由教授伦理委员会调查导师的行为是否超出职责范畴，并进行处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和科研问题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它关乎着国家与民族的发展。而师德的缺失无疑会损害大学校园的清朗环境，对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此次北京邮电大学的举报信事件，理应超越个案，藉此为学生维护应有权利，校园恢复公平正义提供一次思考与解决的契机。提醒人们莫让师德的缺失再一次损害学术研究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