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若冰

在我们家里，管大嫂叫嫂嫂。嫂嫂是什么时候嫁给大哥的呢？曾经问过母亲，母亲瞪我一眼，嗔道：“小娃儿莫管闲事！”

后来才知道，嫂嫂是五岁时就来到我们家的。那时是旧社会，嫂嫂的父亲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一去多年，杳无音信。孤儿寡母，生活无着落，嫂嫂的母亲带着她讨口叫化。我的母亲便把前来要饭的嫂嫂收留下来，做了大哥的“童养媳”。

我的母亲也是苦命人，父亲去世那年，我最小的弟弟还在襁褓里。家里“顶梁柱”走了，“长哥为父，长嫂为母”，大哥大嫂自然成了母亲的左膀右臂。

大哥学了一门烧砖瓦的手艺，隔三差五外出烧砖瓦，挣点钱补贴家用。二哥小学没毕业就跟着小舅学木匠去了。于是，我们这个七口之家，就只有嫂嫂和母亲挣工分。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年代，社员们集体出工，各家各户凭工分计酬分粮食。

有一年初夏，秧苗栽下去，久旱不雨，很多稻田都需要戽水灌溉。为了多挣些工分，嫂嫂向队长申请，承包了十几亩稻田的浇灌任务。白天，嫂嫂和母亲照样出工；晚上，趁着月光，她和母亲戽水灌田。我便负责看水，光着脚板，挽起裤腿，一块田一块田地查看，待灌满一块田，再灌另一块田。

有个晚上，由于时间不早了，第二天我要上学，母亲便叫我带着弟弟回家睡觉，弟弟赖着不肯回家。结果，他在草坪上睡着了，梦见家里蒸了一大锅白米干饭。

“吃新米饭时，嫂嫂会不会给我盛个冒儿头？”弟弟问我。在我老家，人们把满满一碗白米干饭叫做冒儿头。

“会的，一定会。”我安慰他。那年月，新米出来后，再穷的人家也要做一顿干饭尝新。

尽管母亲和嫂嫂拼命干活儿，但挣的工分还是比别的人家少许多。秋收后，别的七口之家可以分得十二三担谷子；我们家呢，只能分得七八担。所以，我们家常常过完大年，有时甚至不到过年，粮食就吃光了，只好到处借粮食，是村里名副其实的“漏斗户”。

我读四年级时，大哥在外面生了病，很久没寄钱回家了。一天，母亲去二孃家借粮食没回来。晚上，我们找不到吃的，嫂嫂喊我们早点儿睡觉，弟弟饿得哭，不肯去睡。嫂嫂一会儿掏掏这个坛坛，一会儿摸摸那个罐罐，都空空如也。只见她从堂屋踱进灶屋，又从灶屋踱进堂屋，后来打开大门，立在院坝里发呆。

夜，黑沉沉的，房前屋后，没有鸟鸣，没有虫叫，寂静得有些怕人。

母亲借到粮食了吗？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我正这么想着，突然嫂嫂对我说：“山凹，你去哄弟弟睡吧，我去接妈妈。”

可嫂嫂出去半天没回来。原来，她没有去接母亲，她摸黑去屋后的地里刨了几根红苕，被守夜的人抓住了。守夜人喊来队长，队长收缴了嫂嫂手里的红苕不说，还连夜召集社员开会，让嫂嫂作检讨。会上，嫂嫂低着头，咬紧嘴唇，始终没开腔。

偷刨集体的红苕肯定是不对的，但若因此否定嫂嫂的品格也不恰当，因为，嫂嫂并不是个爱贪便宜的人。更何况第二年春上，嫂嫂做了许多人难以置信的一件事：那天，她把分得的二十斤黑龙江苞谷背回家来，用秤再称一下，结果发现多了1斤，她连忙把多出的1斤苞谷送回保管室，交给了队长。

改革开放后，大哥开了打米加工厂，还开了个小卖部，嫂嫂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人至耄耋，她还能种瓜种菜，喂鸡养鸭，赶场买卖。嫂嫂最喜欢去吃镇上电影院楼下那家肯德基。

2020年冬天，嫂嫂去世了。我至今没弄明白，在那个靠黑龙江苞谷救济的年辰，她把多出的1斤玉米退还给队里，是不是想给偷刨那几根红苕的错误行为“赎罪”呢？没人知道，母亲也从不提起。我只记得母亲生前说过，嫂嫂勤劳、善良、忠厚、老实，是个好媳妇。